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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朱熹认为，“修”就是子游所说的“品节”；修道的目的，是要齐一人们在气禀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过之”或“不及”的偏颇；将合于性情之中的言行制订成规范，引导人们合于“中”的要求，就是礼之教。朱熹所论至精至确，无复置喙矣。
四、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综上所论，可以将子思学派的礼学思想扼要归纳为如下数语：礼根植于人性，故礼能体现人类最普遍的特性。人性得自天道，故有天然的合理性。情未发谓之性，性既发谓之情。志藏于心，心之所之为志。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志决定情的摆向。为了对情形成正确的导向，需要通过教育来端正心志，以形成正确的心理定式。但是，即使心志与性情都端正而无所偏斜，只要“度”的把握不当，就不能“得其中”，则仍未合于天道。只有将情控制在无过无不及的层次上，才合于天道。为此，要用节文来齐一性情，使人性合于理性，节文就是礼的具体形式。要之，君子之责，在“顺天道以化民气。”[11]
《诗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是对儒家礼学学说理路的精到表述，如前所述，是以人的性情为出发点，通过节文的调适，将它引导到符合礼义要求的层次上，使人性合于理性，人道合于天道。《诗序》的作者和年代，过去一直有争议，可是，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发现有“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一语，意思与《诗序》相同，表明《诗序》此语确实是先秦儒家的礼学思想。
从情到义，是子思学派儒家礼学思想的集中表述，它既是是对人性的肯定，也是对人性的扶正，反映了儒家希冀培养人的健康的情感，建立和谐、真诚的社会社会关系而作的理论探索，对于丰富和完善儒家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理论不仅在春秋、战国的乱世具有进步意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哲理的光辉。
孟子继承子思之说提出性的善恶、气与志的关系等论题，[12]使子思礼说更为深化。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学说，在否定子思礼论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礼论》，把礼的制定说成是为了制止争夺。由于后代的儒学实际上是荀学，所以子思的礼学思想不绝如缕，仅依《中庸》一线单传。大小戴《礼记》虽有若干议论，但究属吉光片羽，不成体系。宋儒独具慧眼，由《中庸》发凡，使心性之学复盛，朱熹对于《中庸》文意的解释，尤得子思大旨，令人叹服。但朱熹认为《中庸》所表达的思想，乃自尧舜禹等“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之道统[13]，子思不过是汤、文、武、周、孔之后，接颜、曾之传，惧异端起而失大圣之真的一位为传道之人。朱熹此说，为所谓的道统说所囿，言道则必推及尧舜禹汤，不免抹杀後儒之功，此又不可取也。
①《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
③《论语集解》卷九，《公冶上》。
④《论语集解义疏》卷二。
⑤《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
⑥《论语集解义疏》卷二，皇疏引。
[1] 《中庸》。
[2] 此语引自《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一书的《六德》篇。以下凡引此书者，均只标篇名。
[3] 《成之闻之》。
[4] 《尊德义》。
[5] 《性自命出》。
[6] 《尊德义》。
[7] 《语丛二》。
[8] 《尚书·康诰》。
[9] 《尚书·酒诰》。
[10] 《中庸》。
⑾ 《颜渊》。
⑿ 陈来：《荆门竹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①《论语·阳货》。
②《礼记·哀公问》。
③《语丛一》。
④《五行》。
⑤《中庸集注》。
⑥ 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⑦ 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羕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羕”，整理者释为“养”。廖氏认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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