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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朱熹认为，《诗》语言平易，反复吟咏之，“感人又易入”，所以能引导人归于正，《诗》教之旨在于导性情之正，即导心志之正，至确。
广为流传的“《诗》言志”一语，不见于《论语》，并非孔子所说，而是见于《书·舜典》。《舜典》的撰作年代，学界一般认为在战国时。郭店楚简有云：“《诗》以会古今之志者也。”② 以为《诗》之大旨在于“志”。鄙见，以志说《诗》教，似晚在子思心志论兴起之后。故《庄子》也有类似之说：“《诗》以道志。”③《诗》言志，志以导情达于正。朱熹屡以子思之说解《诗》教之旨，《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子《集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① 朱熹以《诗》教之旨在导性情之正，即导心志之正，最得子思之意。 三、体其义而节文之
郭店楚简论情之处很多，学者的理解纷然杂陈。刘昕岚先生认为，《礼记》中礼与情的关系时包含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在积极方面，礼能兴发、文饰人情；在消极方面，礼能节制、收敛人情。”② 有人认为子思是重情主义者，如东方朔先生说：“把情的地位也提得很高，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标准，大有情本论的味道。”③ 欧阳祯人将“率性之谓道”之“率性”理解为“率直性情”，认为“只有情感率性而出，才是真实可靠的，才能体现道的诚”，而且断定“这完全是子思的思路”。④
我们认为，不能根据兴发还是收敛来判断其是积极还是消极。事实上，兴发或收敛，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回到“礼之正”。情感不足则兴发之，若太过甚则收敛之。子思也绝非重情注意者，恰恰相反，子思学派重情而不唯情，尊性而不率性。人的性情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容易失控的一面。心志正则性情亦正。但性情虽正，但又有性情所发是否适度的问题，喜怒哀乐之情，或尚不足，或嫌过度，虽是出于天性，情有可愿，却决非合于天道。儒家制礼，意在使人的性情得其正，“齐之以礼者，使之复于正也”。⑤至于说“情感率性而出”“完全是子思的思路”，就更是对子思的误解。
子思学派认为，只有适度把握性情，才是把握了礼的真谛。笔者曾就《礼记·檀弓下》有子与子游的问答之语，论述儒家之礼与戎狄之道的区别。⑥儒家丧礼有“踊”的规定。踊即顿脚、跳跃，是孝子最悲痛的动作。丧礼规定，孝子踊，以三为节，称为“三踊”，即每踊跳跃三次，一共九次。有子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踊要规定跳跃的次数？有子认为，任其发泄哀痛之情才是，“情在于斯，其是也夫”，既是出于真情，率性直行即可，不应该加以限制，因此，丧礼关于“踊”的规定是多余的，应该取消。子游认为，直情而径行是“戎狄之道”，儒家的礼道“不然”。礼有“微情者”和“以故兴物者”两种情况，根据郑玄的注，所谓“微情者”，是指哭踊之节；“以故兴物者”，是指衰絰之制。贾公彦疏云“若贤者丧亲，必致灭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数，以杀其内情，使之俯就也。”“若不肖之属，本无哀情，故为衰絰，使其睹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可见，丧礼的作用，一方面是要杀减过情者的悲伤，以免以死伤生；另一方面是要提升不肖者的哀伤之情，身穿丧服，使之时时意识到正在丧期之中，唤起其思亲的哀痛。总之，是要使过者与不及者都回到情感之“中”的位置。子游接着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为礼。”人的喜愠之情，分别有不同的层次：喜有陶、咏、犹、舞；愠有戚、叹、辟、踊。礼要求人们将情感控制在恰如其分的层次，如丧礼中最哀痛时踊即可，而且每踊三次，三次而成。若不加节制，则可能因情绪失控而无法进行丧葬之礼，甚至毁性丧身，而这恰恰是死者所不愿见到的局面。子游说“品节斯，斯之谓礼”，郑注云“舞踊皆有节，乃成礼”，是说有节文才能成为礼。贾公疏云：“品，阶格也。节，制断也。”品是情感的层次，已如上言。节是仪节的裁断，如失亲至痛，哀思无期，但毕竟不能沉溺不起，所以制礼者将丧期断为三年，从此应该恢复正常生活，也是防止哀痛过度。可见，礼文是对于人的情感的合理限定。
《檀弓》所记子游的这段话，过去难以讨论，因为其年代归属不易确定，《礼记》诸篇通常被认为是汉儒的作品。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上引子游“人喜则斯陶，陶斯咏”一段议论竟然在郭店简《性自命出》中被发现，⑦其年代已无可争议。而子游是子思学派中人，因而此语对于我们理解子思学派关于礼与节文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资料。&nbs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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