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考古学而言，器物的文字标识显然是最有价值的。它即可直接标出年代，也可通过同出材料的文字的字体、书写特征的比勘来确定其年代。从出土简牍文字来看，有些简牍文字直接标明了墓穴或遗址的绝对年代，有些文字则具有明显的文化共性。青川木牍和武威汉简的断代便是例证。武威汉简是王莽时代的抄本，其根据便是文字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王莽时代的特征。正如《新莽简辑证》所言：“新莽时期使用的一些数量词和货币名称，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进行简牍断代的重要依据。”

在文字学上，简牍文字的出土丰富了中国文字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字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楚简文字的大量面世，为战国文字的深入研究提共了可能，秦汉简牍文字则昭示了隶变的过程，填补了秦石刻至东汉碑刻之间的文字资料的缺失，三国吴简的出土则为楷书的完成找到了最直接的证据。

通过对简牍文字的比排梳理，我们可以较清晰地汉字发展演变的轨迹。汉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由一体向另一体过渡的线形过程，是交相发展、互有渗透的。文字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正体、俗体之分。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过程中，必然运用文字作为交际工具，正规的、官方的、庄重的场合，必然要求其文字工整、清楚、易于辨认，这便是正体。由于社会活动的丰富而复杂，交际的频繁，必然要求文字便捷化，于是俗字也产生了。汉字的发展正是沿着正体和俗体两条线，并且交叉发展的。由圆变方、由蘩变简、线条化、符号化是其大势。其具体演变过程表现出复杂性、渐变性。秦汉简牍文字表明隶书的出现可能比小篆还要早，至少应跟小篆同时。六国文字至秦统一后也跟着“书同文”的大势而为小篆、隶书所取代，虽然还保留东方文化的残迹，却也漫漫湮没不存了。草书在西北汉简中多有出现，与隶书并存。篆书草化为隶，隶又草化为章草，它们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各自走向成熟。楷书应是隶书正体加上草书笔画发展变化的结果。

我们利用简牍文字和文献资料相互参证，也充实了“书同文”的内容。秦为其政治一统曾经统一过文字，即法定文字，但秦的书体并非小篆一体，而是依据不同用途而分用之，甚至出现“秦书八体”，通过质和量上的分析，秦实际上是用隶书把文字统一起来，而非小篆。

另外，大量的简牍文字资料，尤其是民间书信和薄册，为俗文字的研究，以及文字的运用和规范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文献论

上一世纪，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出现了四种至为重要的资料。一是殷商甲骨文，二是汉晋简牍，三是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这些资料的利用和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随着简牍的不断出土，简牍学的研究也开始走向成熟。简牍学最令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就是简牍资料的文献价值。简牍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为我们研究中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