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有兩個特點，也可以説明其内容錄自無圖的簡本。1、在每一條占文之前，有一個“●”符號。“●”下所屬的內容，也是大致能做到依類相從的。推測“●”下的内容，應是錄自一支簡或同一組編聯的簡。2、對占測對象的語言描述比第一部分多，這説明其原來就不是靠圖像來描述占測對象的。[3]

從劉樂賢先生的考察來看，第一部分內容雖然零雜，但也有一定的編次，大致是以雲氣、日占、月占、彗星占為序。

由此可以設想：帛書本的編纂者，面對三四個原簡本時，首先將有圖像的那些竹簡按照內容進行編排，汰其重複，遍錄異同，抄為六列；對那些不附屬于圖像的簡文，也大概稍作了些編次工作（例如把“月有三卯，日月食不為殃。北宮”（後3/9）這一條編入後半幅末段第三列關於日占、月占的部分），抄為帛書後半幅末段的四列。所以，《雜占》這兩部分的關係，更像是同一書的上、下兩篇。

綜合上述，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認識：《天文氣象雜占》的編者綜合了簡本的底本和諸本的圖、文異同，既做了比較有條理的編次，也作出了較為細緻的校讎，最後才抄錄到帛上。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帛本，可視為一個經過整理的、在當時比較完善的定本。

四

据上述，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第一部分以圖爲主，第二部分末尾“●此書不才（在）其圖下者，各已從其等矣”是對這部分轉抄體例作個說明。《墨子·經上》明正統十年道藏本有一句“讀此書旁行”，清代以來學者認為，此語錄自絹帛本，因絹帛本行款特殊，因此抄者指示後人讀《墨經》的次序，勿要上、下兩列相接讀。[4]但再後來的抄寫者不明此例，將上、下兩列聯抄，就亂了次序。可見，古人將簡本古書編次或轉抄為帛本時，有時會就某些體例做出交待。這是我們讀古書時要注意的現象。

我們這裏對《天文氣象雜占》的考察，也為古書校勘學提供了一個年代較早的生動範例。從體例上說，《雜占》特點是異說並存，並且對諸本異同和來源，也有類似校勘記的詳細說明，其體例相當科學。眾所周知，漢成帝河平三年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先收集中、外異本，以諸本互相校讎，除其重複，補其不足，然後要改正訛謬，條次篇目，並撮其旨意為《敘錄》，最後才抄錄奏上。向、歆校書，只是在諸書《叙錄》中大概說明異本去取情況，並不一一記出某篇、某句來自某本，因此，諸本之間的異、同究竟如何，今已不能詳知。而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編纂的年代，比西漢末期那次官方整理圖書的年代早，在體例上也有後來所不及的優點。所以，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旨在保存諸本原貌，有不以己意擅定去取的謹嚴態度，也代表了傳統學術的一個好傳統。

近年出土先秦兩漢簡帛中，常在一批書中看到同一種書的幾個不同傳本。從對《天文氣象雜占》帛書定本的考察，我們不禁要考慮：古人為什麼收集一種書的幾個傳本？這些傳本是否能代表同一學派的不同傳承？從目錄學的基本功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說，這是個值得我們深思的问题。

胡文輝先生對出土文獻中秦、楚日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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