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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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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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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举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 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是“隆科多并未在御前”。当时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的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住，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52年，即康熙死前9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毫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必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禩还是胤禵，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胡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写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猝死虽然史无确证，但包括推荐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禩、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又雍正初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胡说”之二：“天下读书人”挑衅“改革皇帝”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长剧的特点恰恰是“胡说”而不是“戏说”，它对“历史”的创作并非游戏之笔，而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误国，结党乱政，而“改革皇帝”依靠家奴治国，为民作主，两条路线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的“八王” 胤禩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外满州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
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尤其对于“天下读书人”，编导表现了集中的仇视，片中屡屡出现当代某“学者”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当然不希望臣仆们腐败自私，也要奖廉惩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种“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沽名钓誉”的“巧宦”比那种惟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他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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