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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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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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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在弘扬“雍正思想”方面甚至超过了雍正本人，为此还可以剪裁历史、编造神话，看了这种片子真使人怀疑现在是不是“雍正十四年”？ “胡说”之三：“改革皇帝”还是“文革皇帝”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话为千古一帝，甚至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也就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康之际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行中的一次，作为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体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未完全解决，象陕西关中的一些县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秘书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直到当代，不也发生过用“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的事吗？——雍正的这一次有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秘书，但秘书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秘书机构来架空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同志大治之后，推行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鳟银是800万两而非700万两，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三千余万，一说只有2400万两，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扩大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皇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放卫星的后果看，是很难乐观的。
电视剧极力把雍正宣传为一个“改革皇帝”，其以史喻今之意十分坦白。雍正的确敢有为，但“有为”就是“改革”么？某种变化是否能称为“改革”取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从一个立场看来是“改革”的事情在另一个立场看来就可能是“反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时期也常讲“改革”，甚至提倡“与传统”“彻底决裂”，而他们最仇恨的“传统”便是民权、民主、民营经济。强化极权、专制与统制经济便是他们讲的“改革”。于是在“批儒评法”闹剧中一大堆“改革帝王”照耀过市，秦皇、殷纣皆成明星，雍正那时也曾被列为“法家”而与有荣焉。而作为今日改革的先声，那时中国的健康力量却发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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