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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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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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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妇女表明了赤贫阶层经受的压力，而不是没有这种压力，也不是市场刺激下的资源的理性配置。彭慕兰将溺杀女婴作为把中国与欧洲等同起来的重要依据。他在借仗了李中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和结论以后，很容易就得出了他的最终结论：1800年前的中国在人口压力方面并不比英国/欧洲经济的处境更为恶劣。反之，英国的情况并不更好一些。这两个地区同处于今后既可内卷也可发展的状态。因此，它们之间的大分岔直至1800年以后才出现。 是因为煤炭？
至于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最后要看他关于煤炭的讨论。他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瑞格里有力地论证了“有机经济”，即前工业的农业体系与“以矿藏为基础的能源经济”，也就是主要基于煤炭（和蒸汽）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区别。前者的能源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力畜力，最终基于非常有限的土地资源；后者的能源则主要依靠远为丰富的煤炭供应——一个男子每年可以开采大约200吨煤，这是他所消耗能量的许许多多倍。在瑞格里看来，正是这一差别使单个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区分工业经济与前工业经济的标志。[39]
按照这一分析思路，英国偶然地得益于煤炭的丰富资源及较早的发展。根据瑞格里的计算，1700年的英格兰每年大约生产250万—300万吨煤，这大概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总产煤量的5倍”。到1800年，英国年产1500万吨，“而全欧洲的总产量可能都不超过300万吨”。[40]
瑞格里强调煤炭，意在论证英国工业化中偶然因素，从而驳斥了过于目的论的“一体化”的“现代化”理论。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凸出英国工业化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仅作凭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更不用说只用煤炭来解释。这两个论点之间的区别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它们的差异加十分关键。在指出英国的农业革命及其推动的城市化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以后，强调煤炭的重要性是对经济变迁的动力提出一个相当深奥的论点。正如瑞格里所言：“一个国家不但需要走向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而且需要走向原材料日益依靠矿藏的资本主义……英国经济是在这两重含义上讲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两者的关联最初是偶然的而不是必定的因果关系。”[41] 这个论点完全不同于简单的机遇论，或煤炭单一因素论。实际上，瑞格里在这本书中论述“农业革命”（“发达的有机经济”）花费的大量篇幅，绝不亚于他关于煤炭早期发展（“矿藏基础的能源经济”）的论述。在瑞格里看来，这两者都揭示了英国很早就出现的特点。
彭慕兰是这样来运用瑞格里的论断及资料的。他先是指出英国在煤炭资源上占了有利位置；与此相反，他断言，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由于西北地区煤矿所产难以运输而受到阻滞（第57、59、64—65页）。然而后来他仍坚持，尽管长江三角洲“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但还是要“到19世纪才变得比欧洲（包括英国）和日本的核心区域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第229页）。这一观察促成了他有关“生态缓解”的论断：他认为煤炭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生态缓解”，而长江三角洲却无此幸运（第274—278页）。彭特别提到了新大陆提供的糖，不然英国就得耗费310万英亩土地来生产糖以满足供给（第275页）；其次是棉花，否则在1815年就会占用900万英亩土地，到1830年则将达到2300万英亩；最后还有不可或缺的煤炭，要满足当时的供给，英国除非再奇迹般得到1500万英亩的森林（第276页）。[42] 他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煤炭与新大陆供给英国的原料总量超过英国耕地所能出产的总和。因此，正是“煤炭和殖民地”（coal and colonies）的历史机遇，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就将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区别开来。
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彭慕兰对瑞格里论点的扭曲当然会使我们联想到他对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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