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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多元基进的辩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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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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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维史托而不是阿图塞本人。阿图塞在 1970 年代时曾坦率承认他在 1960 年代的若干主要著作中的确犯了一些错误，即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常常「不小心」玩弄起结构主义的用语15 ，但是他的理论重心绝对不是结构主义，不但在他自己的声明中，或是若干深刻研究阿图塞的理论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点16 。相反的，阿图塞重视这两个部份的结果是他对意识型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apparatus ）精辟的分析，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
其次，阿图塞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 1956 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来虽然孤独，却是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解释历史，一方面是改变历史。解释历史必须有科学求真的态度方能有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像知识的虚无主义（ nihilism ）一般任意编造故事；而改变历史更须要在历史研究中指出由若干现象中展现的趋势或规律，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普遍性才能说服大众，科学则是获得人们信任的有效保证。这也是哈布斯邦在面对机械论时不得不承认的部份17 。但是阿图塞提出「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 history as a process without subjects ）这一看法，着实让人们惊讶，而且似乎与之前的说法有直接的矛盾，其实不然，这必须回到阿图塞对人道主义和观念论历史哲学的批判上才说得清楚，这不是本文重点。
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的双重性，仍将是绵延不绝的思考方式，科学性是它对历史这门学科在研究态度上的基本原则，虽然历经后现代这波猛浪冲击，却没有被打败，不过也做了若干反思和修正 -- 毕竟后现代的社会分析仍是跳不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永远要注意的可能不是外力冲击来自何方，而是何以祸起萧墙。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二日，承蒙辅大历史研究所学生主办的「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系列研讨会之邀，笔者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多元基进的辩证」提出本文以供师生共同讨论。由于在研讨会中不少同学的指正和问题，意见极为宝贵。因此，笔者谨以后记聊志谢意，并做为讨论之后的增补。
同学们的意见主要在于两个部份，一是阿图塞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地位，是否如笔者所言这般重要；另外，则是马克思主义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时如何自处，这个部份又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以及如何处理后现代主义。以下，笔者谨就上述两个问题，提出本人之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笔者目前的理解来看，阿图塞的位置的确非常重要。首先，结构主义在 1960 年的大鸣大放，是法国本身理性论哲学与结构主义之间具有共容的基础，这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斯宾诺莎。他调节了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不归路，从一元论的角度出发，透过上帝为媒介，把形上思考的结构和事物的秩序之间联结起来。而 1960 年代首先把斯宾诺莎拉回到现代的人，就是阿图塞。而后现代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重要特征，便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换。
第二个问题，我在本文文末便已稍微提及，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社会型态。詹明信称其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特性，是取自托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曼德尔的说法。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在某些部份的确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概念，如事物的整体性的问题。一方面，反对现代性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库色等人早已提出，只是当时他们把这些问题归诸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致，近似于韦伯「工具理性」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系谱，至今难以详载，把排在最左边的人名和最右边的人名放在一起，可能会有人不相信他们同是马家帮的人马。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今日的确很难做到。 1970 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融合了列宁、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论述，和战后的民族解放的政治现实，分别提出了异曲同工的「依赖理论」和「不均衡发展」，企图把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型态的社会发展，融合成一个有机分层的体系，但是未竟全功（在台湾，拜学术宗主国美国之赐，「依赖理论」还有幸得闻，在解严之后的若干年少量进口来台；「不均衡发展」对大多数人而言，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因为非洲是欧洲的，拉丁美洲才是美国的？）。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运作一日不坠，马克思主义对其理论整体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这应该是很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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