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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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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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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有一天会容许我们建立某种法则，这样，这件事才具意义。"换言之，作者研究某个具像问题的目的，是想挖掘出这一具像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全局性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这段序言似乎是对《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研究特点的总结，如岸本美绪的论文《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通过对服装、乘舆、称谓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来探讨明清时代的人是通过什么途径认知、遵从、改变等级关系，这是作者所强调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表面上研究的是服饰、乘舆等生活器具的变迁，其实是想通过器物变迁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来揭示一定时期内文化的流程。另外如《农村社会--觉书》、《作为公课团体负担的里甲和村》等论文，都是从微观入手揭示明清农村社会秩序的典型作品。这也就是山田贤所说的"普遍主义"的真正含义。也许是民族特性使然，日本学者无法写出布罗代尔式的鸿篇巨制，但他们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尝试着总体史的研究。
这种尝试与年鉴学派出现的微型历史学派的新趋势有合流之势。年鉴学派泰斗勒高夫对微型史学的评述是："即把“一块历史“当作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历史的“微型景观“，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一批意大利史学家遵循这种思路已走得很远，被称为微观历史学派。而我们则宁可认为，必须采纳某些英、美史学家业已运用的那类个案研究，个案正是据以研究全面的历史的标本。"勒高夫进一步以面包为喻说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假如继续以面包作隐喻，必须指出：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藉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认识整个面包。"这一番话按到对微观史学情有独钟的日本明清史学者的头上，尺寸同样合适。
从地域社会论另一层面的含义秩序论而言，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秩序论与年鉴学派总体史也有相通之处。历史结构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秩序结构，即由社会各部分组成的秩序网，从中抽离的任何具体事件只是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才有价值，就事论事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二是时间结构，由长、中、短三个时段构成历史发展系统，历史学家要揭示历史的变迁，通常是通过长时段或中时段的研究，或是把短时段的事件置入长时段中，在历史的座标系上标注某一事件的确切位置。如果延续传统史学的做法，史学研究异化为事件描述，一个事件的价值仅止于事件本身，那就有被演化为戏剧故事的危险，短时段观察法容易导致这一错误，"因为短时段观察法是歪曲现实的哈哈镜，并且是无法预测的"。
日本明清史学者所做的细部研究，也是为短时段事件建立大的历史座标的一种尝试。以复社首领张溥的研究为例，这个人物一直作为单纯的社团首领受到关注，史家关心的是他在影响朝政的具体政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近20年来，研究的角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溥作为乡绅在地方秩序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凸现出来，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3号刊发特集，名称就是《明清时代的乡绅》， 登载了宫崎市定的论文《张溥及其时代--明末一乡绅生涯》，可见乡绅研究的热闹程度。学者们从地方秩序出发探讨乡绅功能，而这一探讨与地域社会的理论、方法一脉相承。所以，森正夫提出的秩序论，其实"暗渡"地域社会论之"陈仓"，是地域社会论针对社会秩序网络这一特定对象的特定表述方式，也是总体史观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社会学还是史学--对象及方法的拓展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拓宽研究对象，借鉴多种研究手段，超越传统史学的研究范畴，跨越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使史学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史学化。年鉴派的阵地《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宣布的办刊方针之一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隔墙“，明确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经过长期努力，年鉴派的这一理想已变成事实。"布洛克与费弗尔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在史学的周围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系统，这个系统围绕着中心的学科--史学，这个被承认的、正统的、在当时学院组织中稳据重要地位的学科。"
与年鉴学派史学联系最紧密的非社会学莫属，台湾学者选辑的《年鉴史学论文集》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书中所选8 篇论文横跨20世纪30－70年代，涵盖了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年鉴学派大家的作品，对剖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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