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维院购入第一批中国外销画。“外销画”是1949年后美术史家开始使用的名词。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间，虽然中国画工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卖给洋人的，但买家则没有将中国画分为“外销”或“内销”的习惯。欧洲人买中国画，是因为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家充满好奇。在摄影术未发明以前，图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事物的最佳媒介。事实上，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他们贸易的地方购买一些富有当地色彩的图画，不以中国为限，维院珍藏中就有不少印度水彩画和日本版画。中国外销画的历史不超过200年，到今天能自成一格，成为美术史家和历史家研究的对象，得归功于广州的一群优秀画工。他们技术精湛、头脑灵活，善于迎合顾客口味。中国外销画不独题材广泛，而且价格便宜，因而得以大量输往欧美各地。当年广州画工为“揾两餐”而绘制的图画，其中部分进了博物馆，成为今日研究晚清风貌的重要资料，这应是画工们万万料想不到的。

    外销画在18世纪末已非常发达，题材包罗万有。美籍荷兰商人范罢览(Andreas van Braam Houckgeest)，是荷兰东印度公司1790—1795年驻广州大班，1794年兼任荷兰使节团副团长，前往北京觐见乾隆皇帝。他在1795年离华返国时带走了1800多幅画，题材便包括风景、建筑、神像、历史故事、风俗习惯、官员、刑罚、游戏、各行各业、音乐、船舶、鱼、鸟、昆虫、花卉、生果、植物等10多种。(1)摄影机在1850年左右传入中国，但外销画还继续生产了一段日子。在众多传世外销画中，如何分辨它们的制作年代，是重要的课题。绘制外销画的画工，只有少数在作品上留下姓名或制作年份。外销画的断代，大部分得倚赖间接的旁证。广州“十三夷馆”是常见的题材，但各夷馆的面貌，在1750—1850年期间曾发生过很大变化。现代学者克罗斯曼(Carl Crossman)，根据各夷馆的建筑形式、夷馆悬挂的国旗、馆前的广场、馆旁教堂是否存在等细节，排出了十三夷馆在不同时期的样貌。(2)他的考据已普遍被学术界接受。

    但这种方法用于分辨以花卉植物为题材的图画，便不适合了。中国外销花卉植物画可分为三大类：1750—1790年间的作品，仍遵守传统画法，花朵和叶都较细小，画工又加添山石作背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本画册，是一位法国人于1776年在广州买的，其构图、画法和设色都跟展品《白菜花》、《金丝棠》那一系列非常接近。(3)1791—1830这40年内，为了满足英国顾客对亚洲植物的渴求，花卉植物画趋向写实(见本书陈滢专题讨论)。这类画大都画在英国进口纸上，相信是因为中国宣纸太薄，经不起反复翻阅。英国纸很多都带有显示公司名字和生产年份的水印。瓦曼(Whatman)公司生产的纸张，自1794年起才有年份，没有年份的“瓦曼”纸便表示是1794年前的产品。(4)按常理来说，画的绘制年份，应是水印年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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