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中有50幅描绘广州街头各行各业的绘画，是画在中国宣纸上的(见本书程存洁专题讨论)。这套画的第一手买主(姓名不详)在两张1781—1790年出产的“瓦曼”纸上开列了每幅画的英文名称，(5)故可推断这套画(共100幅)是他在1790年前后买的。论及各行各业画，不能不提到“蒲呱”这个画工。1800年英国人梅森(George Henry Mason)出版了《中国服装》  (Costume of China)一书，内有60幅各行各业点雕画，梅森说是根据蒲呱的原作刻印而成的。因为有此一说，今天一些传世的各行各业画便被认为是蒲呱的作品。其实，若将维院那套画和《中国服装》一书中60幅点雕画仔细比较，极度相似的固然不少，如《凿石》、《补镬》、《补鞋》、《蒸酒》、《西洋景》、《补碗》、《倒屎》、《做袜》、《弹花》、《狗桩碓》、《独脚戏》等。但亦有部分在构图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如《写灯笼》、《舞猴》等。美国赛伦市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藏的一套也是100幅，(6)可惜它们也未能完全吻合《中国服装》中的插图。严格来说，目前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维院和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所藏的两套广州街头各行各业绘画是蒲呱的作品。   

    茶、丝、瓷是中国三大出口商品，这三种商品的制造过程，自然成了外销画的热门题材。外销画的生动写实，展览中《制瓷》一套表现得最清楚。1743年乾隆皇帝曾命令绘制《陶冶图说》一套20幅。(7)外销画工是否参考过《陶冶图说》不得而知，但两相比较，外销画中的窑炉、水轮及其他细节均比《陶冶图说》来得更富真实感。此外，《陶冶图说》画到“装桶”这个工序便结束，外销画却包括“水陆运输”、“入货仓”等重要环节，显然是为了满足西方顾客的兴趣。《制茶》一套共12幅，其中4幅在1808年被皇室版画家欧米(Edward Orme)制成版画，(8)故它的绘制年代应早于1808年(见本书周湘专题讨论)。《制丝》一套共16幅，不是单张而是连缀式册页，这种装帧在外销画中较少见。画册应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产物，因为画册上的纸标签和浅蓝色丝带都不见于早期作品，而人物面部的画法，和《制瓷》、《制茶》两套有很大分别。19世纪下半叶，洋商购买的中国丝绸已不算大宗了，但在西方人心目中，“丝”和“中国”有牢不可破的关系，故以制丝为题材的外销画仍然畅销(见本书江滢河专题讨论)。该画册最后一页上，贴有两方纸质小标签，分别有“粵东省城晓珠里英泰”和“吴俊画印”等字样。现代学者据民国年间编纂的《广州城坊志》作出考证，指“晓珠里”即今日的杨巷路北段，在当年“十三行”的北面。(9)估计“英泰”是专做洋人生意的店铺。画工吴俊，生平失考。他的标签不写英文译名“某某呱”而写中文姓名，亦是较特殊的做法。笔者怀疑，不是所有外销画工都以“某某呱”为招牌的，除吴俊外也许还有其他署中文姓名的画工，但以前极少西方人看得懂中文，中文标签便被忽略甚至弃掉了。《制丝》画册于1901年入藏维院，吴俊这标签则是近20年才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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