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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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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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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识。总之，笔者认为，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易融合的问题。各学科因差异而存在着张力，也因差异而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学叙述的基本特点。就认识论来看，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学中的修正派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认为所谓客观科学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的理想。我们通常认为，六七十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等使生态学变成了像物理学一样的成熟科学。但是，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42]，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挥作出有效回应。历史研究因研究对象不中立、研究者有意识形态等背景而必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即同时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同一史料时会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的表达功能问题。语言不可能给人们传达一种固定的内容，可能会产生多种歧义和误读，也就是说，只要语言介入，事实就不可能是历史实在的复制品。换句话说，叙述本身具有自我解释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是写对历史进行语言上的故事化处理的叙述史学（ narrative history）。因为选择叙事语句（narrative sentence ）受制于我们的历史概念，已有的意识形态也会随着叙述进入历史文本。即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意识把一些自认为可以编成故事的历史资料按照自己设想的模式组织起来，交给读者阅读；读者会把这个故事与自己意识中的故事模式加以对照，进而形成新的故事模式，完成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意义最终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叙述仅是个形式和载体，但在后现代主义中，这个形式具有了实际的内容和价值。环境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语言和叙述本身产生含义的强调混淆了历史和虚构的明显差别。只有把史实和故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保持历史学的特色，又有效的发挥它的大众环境教育的功能，即用这种忠于史实的寓言或故事，而不是学院式论文或政策建议的方式呈现历史的智慧，进而与普通百姓交流蕴涵着强烈道德关怀和社会改造意图的环境史。[43]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三点叙述强制规范（narrative constraints）。一是故事不能违背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故事必须具有生态意义，否则就不是环境史的叙述。三是环境史学家是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编写故事的，工作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纯粹个人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完全决定对史实的取舍、对语言的选择和与读者的交流。[44]环境史学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更多地来源于家庭行为、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45]总之，环境史的编写方法既要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特点，又要回应新思维的不断挑战，形成更加宽容、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形式。
环境史研究必须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环境史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迅速本土化。英国根据自己国家独特的环境变迁，提出了英国的环境史理论。法国继续了年鉴史学的传统，认为环境史仅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需要对它进行结构分析。美国因为缺乏前现代历史，有把环境史等同于环保运动史的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基本追随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路径。但在非洲和其他前殖民地，本土化呈现出新特点。不但深化了民族主义史学关于殖民地人民有历史创造力的观点，还把生态破坏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加深了对殖民主义的认识。总之，本土化一方面丰富和深化了环境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推动它较快发展。与本土化同时，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国际化或全球化。其最热心的倡导者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它们以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为借口千方百计推广自己的环境史学模式。主要做法有两种。一是这些国家的学者用自己的学术范式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二是通过吸引留学生、培训等方式教育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以美、英、法模式研究自己国家的环境史，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企图形成知识话语霸权。从本质上讲，它阻碍着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史模式只是从本国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并未形成、也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历史理论和解释模式，即并非适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学术研究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这种全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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