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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历史观和方法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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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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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被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即准确地有效率地达到预期目的，而不管这样做是否合乎道德原则，是否真善美。康德也讲伦理学，讲善良意志，并有专著(《实践理性批判》1788)，但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忽略了。主要是用工具理性，达到富国强兵，工业化。中国不同，传统儒学是以伦理学为主，又在思维方法上，辩证思维很高明，而逻辑思维很弱，儒学理性化以后，主要是道德理性。道德理性讲怎佯做才能合乎天理，合乎人道，止于至善，今天被称为价值理性。这种理性，不象工具理性那样容易操作，不能立见功效，富国强兵。17世纪，我国以黄宗曦、顾炎武、王夫之为首的启蒙运动，即主要是道德理性，虽有经世致用之名，而收效甚微。清朝文化专制主义以来，全被厄杀。19世纪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因已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工具理性，略见功效，出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我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迟迟不前，就因为缺少工具理性，这要向西方学习。学习最多的是1949年以后，首先是学习苏联，苏联的思想是最工具性的，尤其斯大林，最急功近利，但也最不道德。
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
我以为，中国在16世纪就有了现代化因素，比欧洲晚一个世纪。这表现在：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工场手工业出现(过去所称资本主义萌芽)，贸易和白银大量内流，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这种经济上新的因素，必须有制度的保障才能持续下去。16世纪以后，赋税制度的货币化和由一条鞭到摊丁入地；租佃制度的由分成走向定额，和押租、永恒制的出现；雇佣劳动制的由雇工人向自由劳动的转变；都是制度变革。这种变革都是不可逆的，因而可视为现代化因素。但要实现现代化，单这种个别制度的变革是不行的，还需要有体制的改革(systematic change)和根本法的变革(constitutional change)。这就晚了，现在还未完成。
同时，经济上的变迁，如生产较大的增长，市场陡然繁荣，可能由于机遇(如战争)或周期行为，要从社会变迁上去验证，才能确定是现代化因素。社会考察包括：人口。和人口行为，宗法和家族制度的演化，阶级阶层关系的变迁，城市化和乡村社区力量的增长，风俗习惯的改变。
所有经济的、制度的、社会的变迁，最后都要受民族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存在不住的，如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我们的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是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先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文化思想如果不成为现代化的先导，就必然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清朝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字狱完全厄杀了第一次启蒙运动，变成复古经学，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断了一个半世纪的主要原因。国民党统治对五四运动的压制也起同样作用。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错误路线也有责任，它使文化思想的先导变成误导，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误导。
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
所谓后现代主义，是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种思潮。它只有批判，没有建设，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实践，只在文艺上有一些看不懂的诗，莫明其妙的画。没实践，所以不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不是说西方已进入后现代时期了。他们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方面，经济学不是重点。经济方面，一部分是绿党运动的理论。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的世界观，批判浪费资源，破坏生态。一部分是所谓后自由主义者，主要批判凯恩斯，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社会造成人的异化，非人道主义行为，阶级分化，分配不公平等。著名者如卢卡奇，认为19世纪末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从此资本主义不讲理性，变成非理性社会，以至出现希特勒。不过，一般不把卢卡奇列入后现代派。
我今天是讲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到经济学，只是从中看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下面，我归纳为三个问题。
第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观、历史观最基本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中国，无论儒道法家和宋明理学，天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和谐发展的，方法论上，是思维与存在辩证的统一。这在史学上，可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概括。
在西方，则自希腊哲学起，就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16世纪，破除神学羁绊后，基本上变成主体主义，以我为主。演化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犬的对立。培根提出“征服自然”论，“知识就是力量”，实指征服自然的力量。进化论历史观，一切都是生存竞争，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经济学讲利益最大化，无限剥削地球，人与人尔虞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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