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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模式的滥觞(2)

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李鸿章的禁阻才用三成利润的代价获得使用英商的名义。鸿安公司先附设在和兴洋行之内,1893年独立出来,并开辟出从上海溯江至汉口,沿海北至天津、烟台、牛庄,南至汕头、淡水、基隆等处六条航线,规模之大仅次于太古、怡和和招商局。[71]

更有甚者,轮船招商局还伙同外国轮船公司一道,共同禁阻其他华商轮船。招商局不思进取,竟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签定了所谓的"齐价合同"。合同的内容主要有三项:第一,由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在各条主要航线上共同议订统一的运价,这种约定的垄断价格大大超出自由市场的价格;第二,当其他公司的轮船参加航行时,招商、怡和、太古就联合起来,"彼此联络跌价以驱逐之";第三,三公司的水脚收入、货源分配以及轮船吨数和只数,都按一定的比例加以分配。[72] 三项内容中,前二项是为了排除三公司以外的船只的竞争的,后一项是既得利益在三公司之间分配,以免三公司互相倾轧。有论者为了否认"齐价合同"的垄断性和买办性,称三公司所联合驱趋的是"野鸡船",而"野鸡船"大多是外国洋行企业的轮船,因而排挤"野鸡船"并不意味着压制民族航运业。[73] "野鸡船"问题是1891年太古的洋大班严吉迪写信给盛宣怀提出来的,他要求"大众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74],而招商局与怡和、太古共同排挤华轮的事件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即使是"野鸡船",也并不"大多是外国洋行企业的轮船"而大多是托庇于外国洋行的中国轮船。华商轮船托庇于外国洋行,不仅在招商局成立以前就大量存在,招商局成立以后,由于清政府规定"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75],不准成立独立的华轮企业,而华商又因不信任招商局而不愿附股,所以不得不假托洋商名义兴办轮船企业(上述鸿安轮船公司即是一例),甚至还有一些单只轮船。当时的海关报告说:"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76]。上述论者在此处所提诸"野鸡船"均系此类船只。其中的"益利"、"长安"、"德兴"、"金华"、"飞龙"、"飞马"、"飞鲸"正是由叶澄衷等人创办的鸿安轮船公司的船只。[77] "象八九十年代挂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旗帜,每年在长江和沿海各口进出四五百只次,登薄吨数达五六十万吨的轮船,实际上全属华商。"[78] 这也说明,招商局与怡和、太古之间的"彼此联络跌价以驱逐之"的合约,对于外国轮船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以外国洋行的名义创办的华商轮船企业除上述鸿安公司外,1893年,由太古洋行的买办林毓彦联合林清记等,设立了一个伯昌轮船行号,在汕头与暹罗间航行。[79] 在鸿安公司成立时,太古曾"以徐子静、叶澄衷、何丹书等所开和兴公司为词",李鸿章因此提出"务须会同妥商,设法禁阻"[80],但终因以英商为背景而不能遂。有论者为了否认招商局同怡和、太古的联合垄断,竟引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的统计数据,说1892年中国通商口岸进出口中外轮船总计28974只,吨位达2841万吨,而三家公司合计不过轮船77只,吨数81780吨,在其中的比率很小,不足以形成垄断。[81] 这位论者没有看清,28974只、2841万吨是指1892年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只次和吨数总和,而不是该年度实际拥有船只数和轮船吨位。[82] 用这两组数字相比,是得不出所要的结论的。

清政府压制民间私人资本、垄断近代工业生产的行为不仅存在于航运业,而且也存在于棉纺织业中。清政府籍以垄断棉纺织工业的企业,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始于1876年。棉纺织业和轮船航运业一样,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部门,清政府必然要予以垄断,禁止民间企业的产生。但是,棉纺织的情况又有不同于航运业的方面。棉纺织业中私人资本要求设厂的愿望不如航运业强烈。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筹建以前,未曾发生过民间私人资本要求独立设厂而被清政府所阻止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的缘由大概是这样:棉纺织业不同于航运业,轮船运输必须在中国本土进行,而棉纺织业却可以在外国制造,然后输入中国。这一差异首先作用于外国资本。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航运业,必须将轮船航行于中国,一些买办、买办商人或托庇于外国轮船公司的华商会很快从中学会其中的技术,在购得轮船后即可开业,从而要求设立独立的企业(当然都被清政府所禁止)。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棉纺织业,只要在国外设厂,将制品输入中国,即可获得利润,因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过渡、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之前,没有强烈地在中国本土设厂的要求。上海织布局开始筹设之前,外国基本未提出在华设立棉纺织工厂的要求,此后有几起要求,但都被清政府所制止。其中如1881年美国人魏特摩和格兰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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