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模式的滥觞（2） |
 |
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
|
|
32万锭、布机4000张。这个规模是这样确定的：所拟公所章程时估称1892年进口纱包约2100万两，所以拟定华盛总分厂共办38万锭(后增湖北纺织官局2万锭，共40万锭)，每年可出纱25万包，可售得1500万两，占进口纱包的70%。1892年进口棉布267万匹，约售银667万两，因而拟办织机4000张，每年约可出布240万匹，可售银600万两，占进口棉布的90%。[102] 华盛总厂成立以后，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先后开设了七家分厂，它们是：裕源纱厂、通久源纱厂、大纯纱厂、裕晋纱厂、同兴纺织厂、集成纱厂、松盛纱厂和肇兴纱厂。[103] 加上早已隶属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华新纺织新局(后改为华新纱厂)，[104] 共实际建立8家分厂。盛宣怀请求获得特权。李鸿章把华盛计划的38万个锭子、4000张机子，加上湖北织布官局的2万个锭子、1000张机子，共40万个锭子、5000张机子，允准今后"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40万锭子、布机5000张为额，10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105]。试想，这个规模是根据1892年进口纱布量设定的，而且还是留有余地的，今后国内无论是纱还是布的消费量都会增长，怎么会出现"壅滞"呢?李鸿章以"俾免壅滞"为借口"不准续添"，既体现了压制民间私人资本的垄断性，又体现了容认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的买办性。有人因为华盛各厂及湖北官局的纱锭和布机不满限额，而且到1907年全国的纱锭才达到40万，布机则仍不满限额，认为这项规定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规划。[106] 但如果规划只能由自己来实施，而不让别人染指，这不就是限制吗?这不就是垄断吗?政府的产业垄断政策在煤矿业中同样存在。不过，煤矿业中的垄断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对重要的大矿毫不松手，而对一些不太重要的小矿则准许民间商人私自经营，清政府认为这些小矿交由私人经营，无碍大局"[107]。如开平矿务局在开办时即由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108]，"不准另立煤矿公司"，而且"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109]。直至萍乡煤矿，清政府也"援照开平禁止商人别立公司，及多开小窿，招价收买"，要求地方官要对企图别立公司的商人"随时申禁，以重矿务"[110]，并规定周围504方里内不准他人开采。[111] 直隶临城煤矿规定"凡官矿十里以内，有自行开采者，统归官局督办"[112]。安徽池州煤矿"对私人采煤本设有禁例，但本地人民不理睬"，由于"池州人口密集，附近又遭荒歉，官府如果干涉，则可能引起民变；其损失则将更甚于任民间采运"[113]，因此禁令也就不解自消。当然，有的官督商办煤矿并无类似规定。如山东峄县煤矿、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就没有类似规定。究其原因，在于这两个煤矿的开采条件极差，私人资本不愿问鼎。如山东峄县煤矿"自元代以来已废弃数百年，井深三四十丈至六十丈，水深且大，若无机器汲水，断无涸日"，"该处煤窿向用牛皮包滑车戽水，马骡拉挽；迨开挖稍深，人力与牲力汲水不及，窿为水淹，无可取煤，便成废弃，无可如何"[114]。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探百数十尺，虽已见墨色板石，而滨海水淹"，不能开井。[115]"该处用土法试开，煤窿甚旺，但苦无吸水之法"，最后只好停闭。[116] 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也因煤质低劣，过硬，灰多，矿井积水过多等诸多原因而不得不停工。[117] 就一些情况来看，清政府对煤质好、容易开采的煤矿，是禁止私人资本开采的，而对那些煤质差或开采条件较差的煤矿，则不施禁阻，甚至还鼓励民间开采。如池州煤矿，"政府允准了另一个当地的资本家徐氏(徐秉诗)开了一个新矿"，"这个新矿虽然营业不很成功，但在黄逸辉氏的经理下，现在仍在进行开采"[118]。90年代初，更多的新式企业提高了煤炭的需求量，但近代煤矿业却未能相应发展，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清政府不得不鼓励私人采煤业的发展。张之洞期望湖北、湖南和四川各省有私人资本投向新式煤矿，"或仍旧窿，或开新山，或合资伙办，或独力采取"，其产品均可由湖广总督"力筹销路"[119]。但是，由于旧有的好矿已被清政府垄断，新的好矿又难以觅寻，这一号召并不曾引起商人的热情。张之洞只好于1891年动用官款，筹办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前者经营3年，也因无法排水而停顿，后者虽采出煤，但却不合炼焦之用。[120] 看来，中国近代采煤业的停滞，除了清政府的垄断政策以外，采煤技术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清政府的产业垄断政策在其他行业也不同形式的存在着。如中国电报局是"独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