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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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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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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
但这仍然没有回答“先改造客观、还是先改造主观”的问题。李大钊同志认为：“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在《精神的解放》一文中，李大钊同志明确提出“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的解放”，“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
李大钊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采取思考分析的态度。他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a）只是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三）
在1920年12月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同志阐述了自己对唯物史观新的认识，阐述了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从旧的唯心史观与新的唯物史观的对比开始。他首先指出，旧有的唯心史观，才蔑视人的作用、才导致宿命论：“从前的历史，专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种唯心史观，使人“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都是超出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处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叶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为人力所造”。
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看，这就是人民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李大钊同志还指出，“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序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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