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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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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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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性”。这就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用之于历史观，就是战斗的唯物史观。
（四）
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观，有着独特的审视。他不回避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有某些“流弊”，有“应加救正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给人们带来的新鲜空气，并在此基础上充分阐发了人，特别是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同志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比如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表露出他对世界革命和我们所处时代的看法，他说：“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
又比如，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表达了对“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一问题的看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极其重要、尖锐的问题：“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加深研究的问题”。李大钊同志按照大家一般熟悉的思路继续推论道，“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李大钊同志客观地承认“世界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至社会主义”，但中国则“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再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的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几种选择，一种是按照“初级阶段论”同人家接轨，企盼“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第二种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第三种就是李大钊同志给出的答案：“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在李大钊同志脑子里，恐怕只有“世界资本主义”的概念，而没有那么多“历史必由之路”的概念。当然，这里讲的是基本观点。在策略层面，李大钊同志也不会主张将所有革命措施“毕其功于一役”的，1924年他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绝好的证明。
（五）
李大钊同志在唯物史观方面具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有某些认识不到位的地方。比如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几次谈到经济方面的、物的方面的势力是原因，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势力是结果。实际上，“原因”和“结果”的表述，可能让人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原因”即自变量、“结果”即因变量，一般来说，自变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第二种理解是“原因”是矛盾产生和变化的外因条件，“结果”则是变化着的矛盾体系本身，这时，“原因”不可能对“结果”起到主导作用，而只能起到制约作用。究竟应当取哪一种理解，就要看我们对事物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对事物变化条件具备较强、较精确的控制力，而且具备重复性试验的条件，则“原因”往往是自变量、“结果”往往是因变量。如果我们使用质的分析方法，即“撇开现象、抽出本质”的方法，那么“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可能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这个“原因”对于“结果”来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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