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相比，人类的抗灾救灾能力在目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归功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府组织能力的加强。尽管如此，人们对环境灾害，尤其是对瘟疫的担心反而比以前更多，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整体上看比以前更趋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物质消费的不断升级，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资源损耗将更趋严重；传统的自然灾害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二战后的8大公害事件令世界震惊；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比如工业三废、农药污染、核尘埃、核废料污染)层出不穷；酸雨、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传统的灾害相比，人们很难预见工业发展和科技滥用将带来的长期后果。许多难以预见的和不易确定的环境灾难，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环境史学家往往将自然灾害视为天灾人祸，认为生态的脆弱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但相对而言，人为因素是导致启然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就完全是人为的产物，资源的退化则是因为人类的索取超过了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洪涝灾害和土地的荒漠化无疑与滥垦滥伐、植被破坏有很大关系。一些瘟疫的流行就是人类向大自然盲目进军的恶果，而城市化和全球化则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总之，在环境史学家看来，灾害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因此应该从不同方面对灾害进行文化反思。   

    科学技术与灾害。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变革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表现更加明显。科技的运用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它的滥用确实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比如杀虫剂确实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就对此进行了描述。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失控，有可能毁灭全人类。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才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科技远非是尽善尽美的，在有的情况下，科技制造的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另外，在受到外界赞助的情况下，科学家也很难从事真正独立和自由的研究。据此，环境史学家对科技发展通常持谨慎态度，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保持警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偏离造福人类的轨道。

    文化观念与灾害。自然资源的滥用，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物有关。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自然完全就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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