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另外，传统的发展观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把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一以贯之地从文化观念的角度对环境灾害进行批判。在《尘暴》一书中，沃斯特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革，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意识深入人心，环境灾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制止。
社会制度与灾害。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提出，灾害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人对自然的贪婪与对自然的破坏都是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争取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个资本家的生存法则，而这必然会导致生态灾害。科学技术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善恶，但人们以它为工具，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在人们铤而走险追求利润动机的驱动下，科技就会被滥用，但并不能由此而认为，科技应对环境破坏等灾害事件负责。离开现行的社会机制对科技进行批判毫无意义。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将生态灾害视作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还得依靠科学和理性，这使他们与主张否定一切的后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
总之，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是环境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环境史学是在战后以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受到了环保运动的推动。从一开始，环境史学家就显示出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强调人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从而与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史坛有重大影响的西部史学——美国环境史学的源头之——一形成了分野。西部史学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和人对自然的适应，这一立场与生产力和科技的不发达、人在自然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流行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成为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的明显区别。虽然环境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有相近之处，比如两者都重视对灾害的研究，但环境史学对生态的忧思、对现实的警示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倡导绿色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今天，环境史学的价值将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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