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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自我遗失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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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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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何以可能的内在理路。以此为文本，来揭示后现代主义的所谓批判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法得到。葛先生是如此来总结该文的：
“其实，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就像《世说》里所说暂时无用的‘锯木屑’和‘竹厚头’。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先在地设定了什么是应当叙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那些被判定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以某种价值来设计框架的历史章节中，是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的，就是有人想把它写进去，也不知道写在哪里为好。”
这种遗失带来的问题不仅使很多东西无法重新恢复，而且还带走了很多文化背后的观念性内容，纵使这种思想或知识曾经是那么合情合理甚至是很神圣的思想语境。在这里，葛先生已经在思想的层面上指明了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实质上，对待后现代主义正确的态度不是采取回避，而应采取必要的回应。
其实减去的思想正是历史学与历史真相之间隔离的连接物，这在怀特的“文史合一论”中固然被抽象地认为是想象不到的材料，然而在其它著述者的理解中恰是叙述霸权的边角料，其代表人物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叙述霸权在福柯那里被认作“知识就是权力”。追溯历史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宣布“上帝死了”，清算了信仰、真理的可靠性，批判了历史进步观念和科学理性；其后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直接消弭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区别，摧毁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理论前提。海德格尔发现了哲学的东方转向，据说海氏在晚年还对老子的《道德经》充满向往。同时，福柯的思想明显受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语言解构主义的启发。既然人们能通过语言相互沟通，因此必然有一种人所共认的、超验的理性存在，如“理念”、“物质”、“世界精神”、“上帝”等。通过德里达的“解构”，这些所谓普遍概念丧失了普遍性，因为语言本身是复杂多变的。[7]福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这些所谓的普遍概念体现了权力的延伸。因为他认为思想本是人们头脑的产物，应当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这些概念被视为真理，因此它们从原来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一跃而成为衡量知识的标准，即使得知识转化成了权力。在福柯看来，史学的任务就是绕过这种权力，以揭示真理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指应将历史置于某种背景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承认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但是其相信某些普遍性的东西却是福柯所反对的。这种差距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的结果，其实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8]福柯正是在主体层面上（其实一定程度上已被海德格尔模糊了）从语言的角度出发，用历史的方法阐述了理性主义的危害。他不认为历史的所谓统一性与一致性、历史发展的模式和规律是理所当然的，相反注重人类过去的不连贯性、个别性与地方性。换言之：他不相信历史中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和“大写历史”(History)，甚至想根本摒弃大写历史的名谓，将之称为“系谱学”(Genealogy)或“知识考古学”(Knowledge archaeology)。如众所知，考古发现是断断续续地不连续的过程，因此在福柯看来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取消对历史原来所抱有的忠诚态度——以为用历史能够揭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可见，他所指称的“系谱学”一词则是在其知识考古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系谱学”内涵的进一步了解，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为脱离历史写作的“目的论”企图，认为现在与过去的任何时候一样，没有特殊的地位。这恰如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等文化形态史家所指出的一样，历史作为文化或文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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