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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自我遗失的秘密

时间:2009-7-24 13:50:28  来源:不详
方法的培根从经验主义出发,以观察和实验来嬴得科学性的方法使其后的科学家深信不已。其实值得后现代主义者诟病的无非就是充足理由律的陷阱,这早在康德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的确,设有一千条理由支持某个结论,但是往往第一千零一条理由推翻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认为这种逻辑证明方法是错误的,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要取消它,则意味着人类的停滞不前,因为截止目前尚无一定试错的办法来对待历史的趋真性。人类的进步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在一次次地试错之后走向成功,正如波普所言:我可能错,你可能对,结果是我们都更加接近了真理。[21]当然,他们对于传统的冲击无疑认为是一次伟大的创新,恰恰相反,作为思维的归纳仍然是合理的,真理可能失效,但趋真性是客观必然的。尽管他们否定了普遍性意义上的历史的真理,但他们肯定的却是偶然性的历史。可以直接地说,这种观点无非是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的真理不是通过不断重复,而是由个别事件来形成的思想的极端化而已。
2、关于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应该说,后现代理论家从语言的角度来解构历史编撰学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以此为突破口进入到历史的内部并进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则是有点隔靴抓痒、刻舟求剑了。在能指与所指的范畴中,我们应该弄明白“无法指”与“无所指”是有截然区别的。他们认为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沟通和宣传成为一种奢侈,因为双方不可能完全明白,这只是“无法指”。以此为基础,认为史料作为文本是不可识的,当然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过去的历史作为一种存在,在康德看来固然可以认为作为彼岸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但知性所建构的历史,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史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我们比起几十年前的人甚至于百年前的人的历史知识来说,无疑是丰富得多了。毕竟知识是累积而且逐渐扩大的,对于以往知识错误的认知也有了更多的反省。像在历史史料的真实性的追求方面,中国的历史哲学理论专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比如何兆武关于历史学Ⅰ(对史实和史料的认识,这在人们认识一致时可以是客观的和不变的)与历史学Ⅱ(对上一层次的理解和诠释,这是随着人们的思想变化而改变的)两个层次的区分,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包括了三个层次的问题:“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是不是一种科学;对历史规律的概括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价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22]
3、知识就是权力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家从语言的解构出发,论述能够沟通的语词必然会导致语言的宰制,从而产生“知识即是权力”的后果。并进而要求史家在撰述历史作品的时候,能够多考虑其中非理性的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发生作用,比如疯狂、监狱和性欲等。在现代历史的编撰中,日常史、微观史、性史、心理史和乡村史、边缘社群史就颇为流行,但是正如有些人所说的,这只是叙述的又一次复兴和螺旋式上升而已。完全以后现代眼光来指摘传统史学,恰恰走进这样的悖论“要求人家价值中立本身就不是价值中立”,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要求人家抛弃理性走向非理性,从普遍走向特殊一般,从中心走向边缘,岂非又是一种变相的“知识权力”。历史认识的发展固然可以对历史编撰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代替不了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历史编撰提出新的方法论启示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除了清楚史料的性质及限度外,对于史家本身可能有的偏见,以及史家所透过语言本身的限度的了解,使我们不只在处理史料时更为慎重,也在研究过程中以及呈现研究成果时,更能注意到许多以前未曾察觉到的盲点。”[23]如葛兆光所指的追寻历史中失落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尽管其或许未曾有意识的运用后现代的史学方法。
4、历史追求的问题。自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宣布历史作为人文科学一分子起:历史作为对意义追求的本质就开始受到重视,至今已成为历史存在的基本取向。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盖尔勒(Clifford Geertz)写道:“我和马克斯·韦伯一道相信,人是被悬挂在他亲自所织就的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我把文化当作是这一类的网,并且因此之故,我就把对文化的分析不当作是一种寻求无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追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4]或是出于同样的召唤,诠释学代表人物迦达默尔等为历史科学的诠释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史料从事语言考据的工作确实可以发见事实,但是此外要进一步构造出一份历史叙述,在怀特看来则要取决于审美和伦理的而非科学的考虑了。[25]人文科学中所谓“意义”比一般“含义”的意义来说多具备了以下五个特征:“意义”指的是非实在的精神境界;是人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升华的需要,体现无限性的价值取向;“意义”对终极价值目的的追问,超越了自我意识;“意义”是涵义的人格化,是对动物性的生存状态的超越;“意义”的整体境界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超出了逻辑概念,呈现为审美的或伦理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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