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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自我遗失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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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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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是存在（Sein）的意义，尽管它由人（Dasein）揭示并使人（Dasein）成其为“人”（Dasein），但意义不囿于人（Dasein）。[26]所以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历史是属于人文科学（Humanties）而不属于社会科学，这特别受到新康德主义者的青睐。
总之，对于传统史学（尤其是历史编撰学）萧规曹随，必然难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窠臼，面对后现代史学理论冲击，我们更应该在扬弃中创新，这样才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恰如利奥塔尔在《后现代》中说：“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彻底的批判态度，使他们的思想最终不得不走近或走向马克思主义。[27] 三、走向未来的中国历史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史学典籍浩如烟海，非任何其它国家可堪比拟，在漫长的古代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学，但“对于历史本质的认识，确立历史活动的普遍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确认历史发展阶段性及历史规律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仍然局限于假象本质这一范畴之内。对于历史本质从新角度、用新方法作新的探索，开始于欧洲近代。”[28]主要是以维柯与伏尔泰的工作为兆始。
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其中一个性格是重经验重感性而缺乏思辩与理性，当然这只是说对了部分，尤其在历史学更是如此。像班固、司马光等史家虽然在哲学方面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明确的，秉承孔子以来的直笔思想，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态度，确有新颖见解，在史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历代的史学理论，其最著名者当推“三通”，即刘知几的《史通》、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如章氏之作在20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被称为是集中国史学理论之大成，同时又跻身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行列。梁启超曾言：“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29]
章氏提出“六经皆史”，开拓一时新风，第一次系统地指明六经乃史之一部。古谓文以载道，实史以载道（文史不分家此其一，六经皆史此其二）。这正如上一部分已经指明的那样，历史以追求意义或价值为鹄的。其虽以一“道”字概括之，实蕴含了真善美三境界。李泽厚认为历史在以美启真，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情感本体，继而认为中国文化为乐感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作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也是可知的，是合乎一定的逻辑和发展规律的，即螺旋式上升的；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一门追求意义的关于某种善为先的三境界的学科，是道德伦理说教的学科。众所周知，中国之史的精神全集于儒学的发展，无不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圭臬。儒家真谛如忧患意识、入世传统等皆贯穿于中国史的撰写中，故作史以惩奸恶。古代的君王啥都不怕，独怕笔削之功，可见史学的教化作用何等强大，而此一切皆本于史学的宣传作用，主要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起到的宣传作用，或以史为鉴，或惩奸助善。
尽管古代中国史学发展未见波澜，在其思想领域却常有争论，有些甚至并不比西方历史哲学的差，如关于训诂与义理之争，颇有后现代之气象。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能其道，必以渐。”认为要通“道”，非借径于训诂考证不可（有似于研究历史要从语言背景着手一样）；事实上，训诂本身有种种层次，若等训诂解决完了，才决定义理是非，则义理永难求得。对于“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在方法论层次上的谬误，已有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予以有力的反驳。[30]
因此，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有必要与中国古代历史学相结合。我们既不应对丰富的史学遗产夜郎自大，亦不应妄自菲薄。季羡林主编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论丛》就曾主张向东方的回归，而史学发展的迹象特别是关于主客二元对立得以取消的观点，的确是向中国思想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的良好契机（至少在方法论上如此）。看来，中国的史学理论家要走的路虽然很远，但是越来越宽了。
注释：
[1] 转引自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253.
[2][7][23]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49-150.35.253.
[3] 何兆武.序言[A].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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