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还要附带的谈一谈村社制残余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这在上面已约略述过。由于中国地主制食土而不临民，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统治，仅通过官僚机构、专制政体是很不够的。宋元以后，地主阶级便采取乡族的伪装，如吕大临兄弟的蓝田乡约、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十家牌法等以统治农民。他们在地方上拥有莫大的力量，所以作为村社制的延长的中国宗族势力，便在地方或中央的政治舞台上起了作用。唐代以后，门阀制度虽被科举制所代替，打破了宗族的政治世袭，但仍不能说没有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和宗族关系是很密切的，远的不说，自唐代的牛李党，宋代的新旧党，明代的东林、复社等，无一不是父子相连，新党锢结，连续有好几代之久，都只有经过激烈的农民战争或外力入侵才得到解决，这种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是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者，而其本身又同宗族结合在一起，无法打破封建社会的迟滞性，所以这种宗派关系遂至源远流长，持续不断，以迄于今。

    当然，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研究它为什么不能由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成功地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以上只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这一角度加以探讨。我常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弹性社会，是早熟而又不成熟。所谓早熟，就是有些历史现象应当在后期出现的，而却早在前期已经存在。这一种早熟现象，如果其他客观因素不变，没有适当的社会条件的配合，便妨碍了它的成熟，使得历史事物的发展不能和旧的势力彻底决裂，不能集中力量，在其内部孕育，酝酿、准备条件，成长到瓜熟蒂落的地步，很顺当地从母体里决裂出来。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那末坚韧有力，富有回旋余地，没有到达崩溃的边缘，又能抵住无数次强大的农民起义的袭击，而立于不败之地，尽管某一个封建王朝倒塌下去，然代之而兴的王朝其封建的社会结构却照样不变，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如故，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善于吸收、扶植、利用村社制、奴隶制这些前社会的残存物，进行伪装和改造，延缓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并且使这两者的残余互相揉合，交织在一起，组成一个十分牢固的封建经济结构。这个问题，过去固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未进行深入的研究，爰特提出拙见以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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