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的手工业上面，而是为适应封建的乡族集团的需要而开辟的。所以闽、粤诸省乡族共有的圩场甚多，福建上杭即多见族有圩场，北方也有乡族共同设立的义集。这些市场的设立，常采取“众议开圩”，或经“八乡十二姓”会议开圩的形式，表面上，似也代表全乡人民生活的需要，可是实际上这市场的一切，已被少数的乡族势力的代表者所操纵。所以，这些市场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的特征，无论度量衡或商品运输贩卖诸方面，都有自己的规定。族与族、乡与乡之间各有不可侵犯的条规。本来，在大一统的中央专制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封建市场，已超出地方性的活动，而倾向于全国性的规模发展。尽管如此，可是由于它的广大基础，乃是无数的乡族市场，它保护了本地方的利益，阻碍大城市的出现，具有严重的封建割据性。这又是封建时代中国国内市场的矛盾的一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其收入往往“足佐耕桑之半”，商业已成为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于是地主阶级又通过乡族势力插足于工商业的活动，出现了族商、族工的现象。据近人的调查，明清两代山西的制铁业，凡铁器上注明的铸造工人，都是父子兄弟或是祖父、儿子和孙子三代参加；有的还有外甥参加，有的则是兄弟夫妇连儿子、女儿、祖孙几辈全家都参加了。太原孙氏制铁户至少有七代相传，都是全家男妇参加制铁①。有些农产品加工，也是以家族为主，浙江金华的火腿，即出自东阳县上蒋村的蒋氏，称为蒋腿，因上蒋村的居民大都姓蒋。本来在欧洲的中古时期，工商业及银行业多由Fuggers及Midici等家族经营，也和家族有联系的。问题乃在于中国的族商、族工的根据地，都在村镇中，它的社会结构始终是最落后的、保守的，其农业和手工业是紧密结合着，生产只是在自给自足的圈子里打转，影响市民社会的成立。如徽州多举族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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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考乔志强：《山西制铁史》。

他们的贾人祭酒，一面为族长，一面又是商界的领袖。福建惠安的石工均为姓蒋，其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在乡为恶霸，在城市又为帮会的把头。在这场合里，中国的工商业者有好多没有和农村脱离关系，并且还以农村为基地而发展到城市中去，这又造成了中国市民等级的不易成长，在他们的严密包围下，更使得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不易分化，而长久的维持自然经济的统治。

    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乡族集团对于财产权外移也进行干涉，并限制人口的自由移徙。到宋元以后，乡族财产制——学田、义田、族田等——的发达，其对于考试的奖励、地方械斗资金的筹措等，都起了作用，这乡族势力的过度膨胀，无疑的，必然侵蚀到中央政权的完整体系，所以当清乾隆时，江西大吏有毁祠之请，由此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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