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制的扩大过程中必须得到原有土族，即所谓“郡邑岩穴之长，邨坞屯壁之豪”的支持，得到他们的妥协合作与援助，否则，颇难收到预期的目的。而这些土族在他们所占居的地区内，常保留乡村公社的形式，以地缘或血缘作为结合纽带，形成为一个广大的乡族势力集团。照一般情形说，中国封建主常利用村社组织以谋私利，而村社本身又是经常完纳封建地租的相互保证关系。所以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村社对于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僚，加强其在这辽阔地区的统治权曾尽相当的作用，他们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村庄、里甲是一个表现形式；五代同居、义门又是一个表现形式，义仓、义田、族田、学田、尝田又是一个表现形式。因此，中国地主在其庄园内的统制力，不象欧洲中古那样，直接的“由等级特权的体系加以巩固”，而多半利用村社的遗制以渗透于封建经济之中，以保存这地方性的分割性的自然经济。同时，并以其过度膨胀的商业资本作为加强巩固封建统制力的一个杠杆。这里，我曾看见一个事实，在中国凡是商业资本愈发达的地区，乡族势力也愈为雄厚，在此特殊的环境之下，中国农民所受的封建束缚，常较其他国家为甚，既散在而不集中，又复闭锁坚韧，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东方专制政体和历来侵略的游牧民族底更迭的统治，在数千年的过程中未能消灭古代的村社制度。”
在封建政治的扶植与利用之下，这些村社残余势力获得较大的合法权力以统治人民。如汉末避乱徐无山中的田畴，不失为一个典型之例。《三国志·田畴传》云：“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至道不拾遗。”这种风俗，顾炎武曾亲见山西的裴村，自唐迄明，都是聚族而居。梁启超也记明末广东的花县尚有存在。于是，这班乡族集团在农村中不仅是个社会集团，同时，又是一个组织相当牢固的经济集团。在这个村社中，乡族集团全面干涉封建经济的各部分，他们为确保自然经济的存在，农业社会秩序的继续，对于生产屡施干涉之手。此外，他们更以相互扶助的伪装，隐蔽封建的剥削，俾能保持封建秩序的一时安定与均衡发展。为了这一目的，乡族集团在其特定地区内，连关于生产技术的应用诸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这里，可以明白乡族集团借着氏族制的互助精神，限制资本的增殖和积累，而凝固、阻滞了生产技术的向前发展，并且以此乡族的协议，来调和封建阶层间之内部的强弱对立。这种规定，就在水力的利用上亦受同样的限制，如安徽黟县“俗有公约，三时灌田，冬日归碓”，从而维持工业技术的落后水准。为了保守生产技术的秘密，中国没有象欧洲那样严密的行会制度，家族制度取代了行会制度的作用，它把许多生产技术秘密保护起来，不泄露给家族以外的人。例如中国的医生、工匠等，把工艺和知识传给儿媳妇，而不传给女儿，所谓“传媳不传女”，因为女儿出嫁后会把这些秘密带走，泄露给她丈夫的家族。出于这类原因，中国许多科学技术都无法发扬光大，甚至失传。中国的村镇便不能成为工业生产的策源地，避免行会和封建地主的干涉。在地方志上，每见到乡族势力以风水的理由，禁止开矿、烧炭，说什么这会惊动一县的龙脉，实际上，系对于新生事物的一种摧残。其对于农业生产的种植，首先保证地租的安全，封建秩序的安宁，以防止自然经济的动摇，因而在中国农村里，地主阶级每通过乡族公议或閤村公议的形式，禁种谷物以外的作物，特别作为工业原料的菸、茶等商品化作物都加以限制。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扩大既受到限制，也妨碍工业原料的供给，这使得中国手工业生产，不能得到农业生产的支持，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其次，我们知道封建经济是个区域性的产物，在秦汉以后的大统一的封建社会里，虽然看不出有这么一个典型区划，但在特定地区内，由乡族集团所表现的许多封建割据性，则使我们无法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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