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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论结合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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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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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尽管处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成功地搜集了自己研究所必需的材料；甚至在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途中，他也没有停止过搜集资料的工作。如果说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末在研究工作中，不掌握史料，也就谈不到研究历史．并且，我们所要掌握的史料，不能是随便挑选出来的一些片断的事例。因为历史现象非常错综复杂，只有占有大量的、确实可信的史料，“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④，才能如实地反映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以论带史”这一提法所包含的片面性，就在于它只强调了理论的指导意义一个方面，而忽视了详细地占有材料这另一重要的方面。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我们不仅有着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而且考古发掘正日益提供出无比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料，这些都是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方面，以往史学界已经初步作出了一些成绩，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我们对于史料工作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不仅要努力掌握已有的史料，还要努力发现和扩大新的史料。
但是，我们在强调重视史料的同时，决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有任何忽视。有的同志在反对“以论带史”时，提出了另一个“论从史出”的公式来。我认为这个公式所表达的史与论的关系也是值得商榷的。研究应该从材料出发，观点是从材料得出来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对一个问题的正确的理解，不仅依赖于有足够的确实的材料，而且依赖于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说，“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⑤。在研究工作中，就材料和观点的关系说，材料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观点也会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引申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不能不受到本身立场、观点、方法的支配；不是受唯物史观支配，就是受唯心史观支配。正因为这样，历史工作者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要自觉地把这惟一正确的理论运用到研究工作中去。举个例说，依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为指针，我们就能够科学地探索和判明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历史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来。而离开了这个理论，历史就会被看成是一堆毫无联系的偶然事件的堆积，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按照“论从史出”这个公式的逻辑，就没有办法表达出理论的指导意义来，它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削弱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
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可信的史料，加以合理的安排，通过对史实的讲述，就能把观点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来作指导，这样得出来的观点究竟是否合乎历史真实的科学的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一般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史料，大部分都浸透了作者的观点。这一点，连郑樵也知道。他说：“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一一引者)，书者儒生之所作也。 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⑥司马迁以前的史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践土之会，晋文公实召周天子，而《春秋》偏要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我们固然不否认中国古代史学也有“信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但是由于史书的作者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限制，显然不能把一切历史记载(哪怕是所谓信史的记载)，都看作是历史真实的记录。如果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属于某些具体史实的考订，也许还可以说只要对大量可信的史料作合理的安排，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当问题越出这个范围之外时，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同样一件历史事实，处在不同阶级地位的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可见，为了使对史料的认识符合于历史真实，就需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只有经过对大量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⑦，才能探索出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
列宁说过：“太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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