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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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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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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对社会史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说倡导社会史之初，因为借鉴社会学有利于建立社会史大的研究框架和圈占学术领地，而对其有所强调的话，那么，现在更应该多借鉴以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第180页）
还有学者直接倡导历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例如治先秦史的杨希枚教授就是如此，早在1960年他就在台湾撰文论述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表示未来中国史学，尤其是古史学的研究，应采取人类学的途径，或至少应参考人类学的研究。从台湾回大陆后，继续介绍人类学的重要著述，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翻译了莱维-斯特劳斯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在译者按中指出该文“为当代社会科学重要文献之一，极具参考价值。”[38]又翻译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B·M·施瓦茨等《文化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一书中人类学进行调查、研究和写作的具体方法的内容，成《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和写作方法》一文。译者序言中说：“如果我们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改为在史料文献领域中的浏览或漫步，改为对于史料的广事收集和比较分析等等，则这篇关于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史学研究方法，至少可以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参考。”[39]我们知道研究先秦史会涉及早期人类生活，需要掌握考古学、神话学的知识，这些知识本质上是属于人类学的。因此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容易同历史人类学发生关系，新时期先秦史学者谢维扬、李衡眉等教授的研究就具有历史人类学的色彩。[40]
中国社会史研究者没有仅仅停留在为社会史下定义中涉及人类学，他们还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实践。历史研究借鉴人类学，或者说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历史学者特别是社会史学者重视。
彭卫也是在史学方法上努力变革者，“坚定的主张人类历史活动是以‘人’为本位的，历史最深的层面是以人性为支撑的；历史研究的最高价值同样也是以‘人’为本位的。人的因素的被漠视，最终必将导致历史研究者的被漠视。”[41]他的研究关注历史上的心态史，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等理论方法，著有《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三书，不过我以为前两书特别是第一种书，更接近于美国人讲的心理学史，而最后一种书的内容，近似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收有七篇论文，即汉代人精神世界的二重结构、汉代自杀现象研究、汉代复仇风尚考察、汉代体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汉代行为语言考察、汉代交际语言类型及其文化含义、汉代“大丈夫”语汇考，并附有近五十年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述评。该书是作者承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秦汉社会生活史》的阶段性成果，相信他会写出别具一格的社会生活史来。
我研究中国社会史，对于风俗感兴趣。我曾提出从风俗史研究社会生活，[42]认为注重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特征。[43]在探讨中国岁时节日的过程中，我从有关虚耗鬼等习俗研究了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44]体会到长时段对于探讨民俗、心态的重要性，尝试利用剪纸等非文本资料。研究火葬、消费、祠庙祭祖、溺婴等习俗，使我加深了理解从风俗入手研究社会与历史的重要性。[45]
赵世瑜研究明清社会史，发表了不少探讨庙会的论文。他从记载民间信仰和祭祀组织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历史。[46]他运用神话学的方法，从传说解构历史。[47]从钟敬文先生学习民俗学的经历，加强了他眼睛向下的史观，他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特别是他对东南沿海太阳生日及其信仰文化隐喻的破解，解释了所凝聚的明遗民对王朝鼎革的历史记忆。[48]
王振忠研究徽州社会史，近年来关注瘟疫、灾荒与民俗。他在徽州民间文献的田野调查中，掌握大量资料，特别是一些以前人们不太注意的文书，从信仰习俗了解民众日常生活。[49]
从书斋走向田野的一个典型事例是钱杭。他原是研究周代宗法制度的学者，后来他把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宗族形态。[50]使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他，有一种本专业以外的特殊收获。钱杭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最大魅力，就是可以使学者获得在书本上根本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从而就能够纠正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偏见，使研究更加符合实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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