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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统。社会史的综合性也有助于促进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协作,应用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史学不断创新和发展。”[34]他还进一步探讨了生活方式的范畴的内涵及研究它的价值所在,指出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范畴,既包括浅层次需要的含有较多本能性、感性、经验性、自发性的日常生活活动方式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人的如尊重与自由、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人内在深层次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在社会生活、职业活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领域进行高层次的活动。正是这些深层次的需要和高层次的生活活动,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理性和社会性、文化性。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不是日常用语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是属于综合性的科学范畴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主体有着个人、群体、(全)社会三个层次。“归根结底,是否把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到社会史应否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的问题。……如果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把历史上的人即我们的前人是怎样活着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35]80年代以前大陆学者主要研究历史上的生产方式,王玉波倡导的生活方式研究,在理论上是别开生面的。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史是历史学界最先兴起的学术领域,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社会史与文化史具有交叉关系,产生了互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继社会经济史之后,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
关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刘志琴先生发表了系列论文[36]。而收入《中国社会史论》中的《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一文集中代表了她的认识,我们据此加以介绍。她论述社会文化史的崛起说:“80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思。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第98页)她的社会文化史主要从大小传统的关系角度展开,指出“在讨论社会文化史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呢?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建设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思路。”(103页)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入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104页)“从世俗理性剖析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有助于现代人具体地认识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双向联系,认识深潜在一般行为后面的文化内涵,这是真切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109页)还主张“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109页)她的同事李长莉发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作了分类,引入文化学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分为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鼎足而立的领域,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从探讨人类社会生活来说,它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均探讨社会组织、制度、教育、法律、风俗习惯、文化传播方式、娱乐消闲方式等内容。社会史与文化史也有区别,前者更注重社会结构和运动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的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因素。[37]这个定义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味道,其实社会文化史相当程度上就是历史人类学。刘志琴还主编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本书分社会变革与国民意识,传统观念与习俗演变,近代化与经济伦理三篇,重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观念。
不仅在以上的社会史理论与实践中涉及人类学,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也使社会史研究者有意识地强调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多借鉴人类学。如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一文中,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以社会生活为主的特点出发,针对社会史研究偏重借鉴社会学宏观框架建构的情形,强调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认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是社会史研究的唯一理论基础和方法,恐怕也不能说社会史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学理论只是一般原理,而社会历史复杂多变,新时期的社会史又重在探讨民众日常生活,揭示其文化特点,这样社会学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最适合该类研究的方法,则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以之诠释人们生活及行为中仪式和符号。当然,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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