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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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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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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来对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情感历史的研究同样反映了分析生物的行为、社会构成和心态表象这一整体的需要。亲属关系状态这一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支柱，是连接人类生物性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层次。”“长期以来我们曾相信：在我们这种复杂的、有很长历史的社会中，是社会组织决定着联姻方式；然而，今天通过一系列详细的专题研究，我们发现结构人类学的一些亲属关系的概念还是能够运用于对我们社会的分析的。”[2]综合起来，他的历史人类学就是把民俗习惯现象看作一个自主的社会过程，从人的行为入手，探讨起导致民俗习惯形成的内在机制和人对事物的态度与观念。
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也对历史人类学的特点概括过：“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所关心的是，如何让20世纪的读者理解过去社群的信仰与态度，这些信仰与态度正可透露出他们的社会活动。这种取向反映出学术界发现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亲属关系；也显示他们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可透过它们来验证其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化态度之间所暴露出的相似性。”[3]他除了强调历史人类学研究人们的“信仰与态度”外，特别突出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二）年鉴学派与法国的历史人类学
1、年鉴学派
应当说，法国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故乡。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还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国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因此“实际上，我们自年鉴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他的复兴。”[4]看来法国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此后，米什莱1869年版《法国史》序言已经体现出对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历史的摒弃和对一种总体的、深层的史学的追求，勒高夫称他为“新史学的预言家”：“在为新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大声疾呼：要求有一种更物质化的历史——它预示着一种注重气候、食物、体质状况的文化史的出现；要求有一种更精神化的历史——这是一种有关习俗道德的历史，正如伏尔泰所召唤的（他的《习俗论》）那样，但它宣告着历史人类学的诞生和在我们的时代恢复‘习俗’这一美好的概念。”[5]就是说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历史人类学早在此前已有类似的学术主张。
历史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那里得到重视。马克·布洛赫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他说：“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掌握人类，重要的是掌握人类意识：“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6]他的这种追求，离不开借助人类学。他的《国王的幻术》（1942年，或译为（《国王的触摸》）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一本典范性杰作，该书所讲（英法庆典仪式）过程中君主实施着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这种仪式具有一种带点民俗色彩的趣事轶闻价值。马克·布洛赫说：“在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民俗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要比任何理论学说都经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指出：“这也表明了一条从民俗学研究走向真正历史人类学的道路。长期以来，民俗学只是一些寻奇探胜的业余研究工作者才感兴趣的，如今由于它的社会边缘性才给史学家带来了意义。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看没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的意义。……一再重申存在于仪式中的这一初始的或神秘的职能，这就证明这种职能对近代还继续有着它的意义：它象征性地并具体地创立了王权的神圣特性（因此也是一种合法性），而这正是制度或法律家所乐于肯定的。”[7]
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提出“心态”的概念，对于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他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1942年）一书，“力图说明拉伯雷时代法国人的思维工具，即在拉伯雷以前和以后的长时期内曾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事先严格地限制了自由思想家的思想探险。”[8]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有成效的研究。由吕西安·费弗尔引入史学家词汇库的心态概念，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还不够明确，但相当开放。”[9]米歇尔·伏维尔在《历史学与长时段》一文中指出：“心态”是长时段的优势领域，“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在这一层次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如果我们使史学研究从注重于明确的思维或文化转变为注重于心态史的新领域，也就是注重于态度、行为举止以及人们称之为‘群体无意识’（阿里埃斯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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