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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但是“这种受符号学方法影响的解释方法,局限于一时一地,不考虑历史、不考虑时间的变化,满足于寻找各社会领域间的平行和共振,但仍然不能深入到它们的根源。”[23]人类学家萨林斯具有“历史学的转变”,他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一方面,文化各范畴的总和构成结构,而文化范畴使历史和历史事件成为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历史对世界的结构化的表现不断进行修正。这种修正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结构在体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历史的影响并发生着变化,其表现是历史地再现自己。[24]70-80年代由格尔兹和“以一种更强烈的历史成分而由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样板。”[25]
总之,西方史学界50、60年代的社会史家普遍使用计量方法,他们关注百万人的生活,分析一般趋势。然而到了7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微观史”。历史学家转向微观史,与他们受社会人类学家的研家成果有关。美国学者伊格斯尔在80年代初评论道:“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26]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备受瞩目,但既有赞同者,也有人不赏识。有人指责:微观史学家研究的是无足轻重人物的生平或小社区的麻烦,这就把历史琐碎化了。有些著作的确没有讲出比新闻记者所写的“趣闻轶事”更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一般说来,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金兹伯格而言,梅诺其奥这个磨坊主就是一个传统的、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鲁瓦一拉杜里则通过他所谓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关蒙塔尤的专题研究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自然,这些断言引起了有关典型性的问题:对多大的集团作个案研究才具有典型性?基于什么来支持这些断言?蒙塔尤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村庄,还是一个典型的法国村庄?抑或它干脆只是阿列日省的一个村庄?一个包含有如此多异端嫌疑人的村庄能被看作是典型的吗?至于梅诺其奥,他是一个有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他的行为似乎在他的社区被看成是怪诞的。当然这并不只是勒鲁瓦一拉杜里和金兹伯格这两位历史学家的问题。人类学家借助何种手段将他们的田野笔记(大多建立在对单个村庄的观察上)转变成对整体文化的描述?他们声称,与他们相处的人即代表“努埃尔人”或“巴厘入”,那么他们根据什么理由以证实这一点?尽管如此,仍然有几个理由可以表明使用社会显微镜是可取的。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一种状态,即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根据其他理由)业已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这一事实促使他们选取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观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家时常对单个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或利用电脑模拟某种家庭体制中某个人的生活。”“像吉奥瓦尼·列维那样的微观史家也许会将目光集中于某个人、某个偶发事件或某个小社区,将它们作为一个特殊的观察点,从那里观察大社会大文化系统的断裂、社会结构中的漏洞和缝隙,那种地方允许某个人有那么一点点自由的空间,正如在两块岩石间钻出来的植物。”“ 如果微观历史研究想要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27]
“社区和认同”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问题。社区概念在历史著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类研究作为借以理解更为广阔社会的一种手段。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1992年指出,“有关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区研究也揭示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不同的定居类型在文化上的差异。例如,农耕地区和放牧地区之间的区别,就关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区别,甚至关系到宗教态度或者在内战中对比鲜明的效忠程度。例如,林木茂盛地区的定居点就比种植谷物的村庄规模更小、更孤立、文化水平更低且态度更为保守。这一类研究,强调社区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了把村庄当作孤岛处理,以及忽略宏观和微观分析之间的关系等等危险。”“最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开始把城市当作一组社区或“城市村庄”来看待。研究这类社区的建立、延续和灭亡,乃是城市史学家面对的挑战。近年关于仪式和象征符号的研究可以帮助城市史学家迎接这个挑战。例如,人类学家维克托·特纳,发展了徐尔干关于“创造力兴奋”时刻对社会复兴的重要性的思想,并创造了“群落”这一术语来指代自发的、无特定结构的社会聚合(他举的例子从早期方济各派修士到嬉皮上都有)。这些聚合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一个非正式的团体要么消逝,要么凝聚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同时,由于仪式或被称为“社区的象征建设”的其他方式的作用,群落还会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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