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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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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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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在社会机构中复活。例如，在早期的近代城市中，教区、行政区、行会和宗教团体都有一年一度的仪式，随着城市日益扩大和增多、日益（并非完全彻底）混饨，这些仪式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并没底有完全消失。”他还指出集体“认同”这个概念在许多学科变得越来越突出。“认同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是什么刚好引发了强烈的认同意识？新近许多卓越的论著特别关注民族认同的形成。对认同的化身，例如国歌、国旗、国庆，如“攻占巴士底狱日”的研究，已不再被仅仅作为是对古物研究的兴趣而不予理会。记忆，想象和象征符号——特别是语言——在社区建设中的力量已日益被人们所认识。”[28] 二、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既有人类学者，也有历史学者，其主体是社会史研究者。
（一）通向历史人类学的社会史研究之路
历史学者采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主要滥觞于改革开放的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现实社会生活各种禁锢的解除，学术界对于流行30年的历史研究进行反思，人们不满意公式化、教条化的诠释经典理论和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僵化研究方式，提出史学革新的新设想并加以实践，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便应运而生。1986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年。年初，冯尔康先生提出：建国以来前30年的史学，主要研究经济史和政治史，对社会史几乎没有接触。认为“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29]这种“有血有肉”的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同年在天津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就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了把社会史作为史学专门史或流派对待的共识，强调借鉴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开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十卷本断代丛书），并进行社会生活史理论探讨。[30]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把探讨社会生活作为重心，应该说是适应了世界历史学发展的学术潮流。台湾学者杜正胜比较大陆复兴的社会史与法国心态史的学术追求后就指出：“历史研究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应是二十世纪历史学到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普遍要求。”[31]他提出“新社会史”就是要研究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概括起来即“生活礼俗”。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十年之际，我作了学术史的清理总结，认为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32]下面让我们论述体现这些研究特征的学术主张。
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生活。请看冯尔康教授的定义：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并指出群体生活联结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通领全部研究内容。“讨论同一事物，可有不同的关注内容，不同的研究角度，用这个角度去观察那个内容，就可以抽象为一种研究方法；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变化的，从某种角度审视问题，把它当做方法来用，它就是方法了。”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史也是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总而言之，立足于专史，面向整体史，这是我们界定社会史的基本思路。”[33]这个概念将“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置于重要地位。他与常建华著有《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一书，是他们对社会史研究的尝试之作，并编有《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论文集。
王玉波先生主张社会史以研究生活方式为主。他指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的演变史”。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到社会主体的人的自身状况，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及其规范，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社会问题和社会调节。“由于社会史的综合性，所以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演变为中心或中介，把历史科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整体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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