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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如马克·布洛赫所评论的:使历史学家大为绝望的是,人们每当改变自己的习惯时,并没有相应地改变词汇,有关仪式形式的词汇也是如此。”(第194页)他举出事例,如加雷恩·斯塔特曼·琼斯在有关19世纪末《伦敦流浪者》的研究中,其中有一章题为“礼物的变形”, 琼斯分析了中产阶级对贫困或慈善的态度,依据的是社会人类学家揭示传统社会中赠予活动的“三个结构性特征”:赠予者具有牺牲感——主要是为上帝;礼物是威望的象征,说明接受者的服从;接受者具有义务。汤普森指出:“第一个似乎根本不是结构上的特征。……我更想用结构的术语来考察另两个特征,因为威望、服从、义务和社会控制意味着‘赠予行动’所体现的关系同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间具有一致性,尽管这种社会结构发生了大变化,赠予行动仍能保持一般特征。但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优先考虑而且只考虑这些特征?是否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传统社会’研究所揭示的一些比较深奥的结构肯定比随后揭示的功能更重要?因为赠予活动中别的特征很容易找出。这样,上文提到的‘从上往下’看的;而‘从下往上看’看则完全不同,如果方法比较正确的话,特征也许能揭示出来。”(第195-196页)“他的文章忽略了都铎时期教会慈善活动的停止,伊丽莎白时的济贫法,18世纪为了私人利益无耻地盗用慈善基金,粮食骚动所显示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复杂的结构关系,1834年造成的全国性危机等等。……没有一个具有永久不变特征的经常性的‘赠予活动’可以同特定的社会背景隔绝开来。的确,结构是在社会关系整体的历史特殊性中发现的,而不是在特定的仪式或与这些仪式相隔绝的形式中发现的。在历史上,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新特征的产生和结构组织整个地改变,这种把人类学成果用到历史的模式中是错误的。”(第197页)
汤普森也强调历史学需要同人类学展开对话,但不能中止对历史过程的探讨,(第199页)也不能是反经济的,“‘最后的’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中,也在经济形式中。”(第204页)汤普森的看法,反映出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立场,特点是在“经济”之外再加上“文化”。汤普森的的研究与一般排除了政治关系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不同,调研的重点在阶级及统治权问题,是“从下边”来观察历史,“随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最终成为政治思想史朝着平民文化的观察的过渡,也就完成了朝着要求有另一种解释学的程序的历史人类学的过渡。”[20]
    2、微观史学与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显示出“微观史学”的特点。微观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于70年代未形成于意大利,其著名代表有卡尔洛·金兹伯格等人。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也主要取材基于描述宗教裁判所审讯可疑异端分子的记载。作者将这些档案比作录像带,理由是不仅被审讯者所说的话,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他们在酷刑下的呻吟都被—一记录在案。这大概是微观历史研究方法的极端例子,它关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后来,意大利的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互影响。法国年鉴派就是其中之一。与意大利微观史学派相似的有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和日常生活史”、英国的“个案史”(oas history)等。“他们多注意历史中那些具体的较易于观察的方面,但并不是简单地以微观的共同体(村社、家庭、个人)来取代宏观的东同体(国家、经济、民族),而是要改变对这两者研究的原则,也就是要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譬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某个个人的一切可能的具体方面,又要探讨该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有不少微观史学家(包括金兹伯格和拉卡普拉)也怀疑对微观过程的研究可以上升到对历史整体的说明。”[21]
德国,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著文《劳工史、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日常经历、文化与政治》,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22]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影响到历史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有关巴厘斗鸡的研究对历史学家有更大的影响力。格尔兹借用杰里米·边沁的“深度游戏”(deep play)(换句话说就是高风险的赌博)这一概念剖析斗鸡“本质上关乎身份的戏剧化”,由此,他从所谓的“显微例证”转向对整体文化的诠释。吉尔兹在欧洲的“新文化史”中相当有影响,他的目标是解释各种文化。对他和其他帕森斯学派的学者来说.文化是集体性意义的领域,社会集团的本体在这一领域内得以表达和加强。吉尔兹提出的”重笔描述”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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