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
 |
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
|
|
层次的研究的话，长时段所显示的重要性则更加确凿无疑。”[10]探讨长时段中人们的态度是心态史的特点，而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密不可分。[11]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专门探讨“人类学式的历史学”，他说在70与80年代，已可大致看出社会历史学相当不同的发展形式，即所谓的人类学式的历史学和作为话语的历史学。“‘人类学转向’是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即使是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这种方法也一定会吸取人类学的理论以作为说明历史问题的资源。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消亡》即是这方面的名著。他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例证来进行类比与比较，并在最后的分析中，以传统的史学记述说明了人们对巫术的信念是怎么丧失的。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辩证用语，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的强烈影响。”“因此，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是从心态史发展的兴趣中引发出出来的，它可说是把心态史大多数的研究取向扩大移植到其他国家。”[12]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继续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研究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中世界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13]
历史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得到光大。雅克·勒高夫等新一代学者倡导打破学科界限的新史学，1971年勒戈夫出版《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作者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1980年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它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勒高夫的书进行了“文献革命”：“为了记载商人时间的前进足迹，必须发掘和考察忏悔录，并追踪研究罪孽的定义和分类起了哪些变化。为了从时间角度上认识人们精神的急剧变化，必须注意时钟的出现及其广泛使用，因为时钟用精确时用取代了农业时间和祈祷时间，即根据古老的教堂钟声作为标准的时间。为了理解人们对劳动的看法的演变，仅仅考察神学意义上的劳动是不够的，相反，必须进入道德规范的深处，去考察合法劳动与非法劳动之间的界线变化，以及被禁职业的不断解禁、不被认可的职业不断受到认可等等与人们对体力劳动的看法变化有什么关系。另外，还必须认识到，大学教授进行智力劳动的观念，是怎样同商人和艺人的行动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中世纪价值体系的转变的。”研究在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任何东西均可成为文献。”关于该书的人类学特点，他继续评论：“当历史学家把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对立作为中心问题时，才尤其表现出人类学家的特点。因为在此时，他开始从民俗文化和世俗文化（例如《武功歌》）中发掘被长期埋没、压仰并视为非法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表明了“中下层贵族创造独立于宗教观点的文化的愿望”。……但是，勒戈夫并不信任向符号学和结构人类学借用的历时分析。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他拒绝接受那种‘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文化人类学’，并认为历时分析赖以发挥作用的根据是‘抽象的转换系统，而这种系统与历史学家用来研究具体社会发展过程的进化图式迥然不同’。在他看来，问题的症结是必须超越‘结构—情势的困境，尤其是结构一事件的困境’。实际上，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不是“价值系统”和变化的阻力（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小的难道不是人们的态度吗？），而是二者的缓慢转变。我们也许要问，为了保存历史的特点，信史可否不必根据‘准事件’来阐述缓慢演变，因为它已经用类似快速摄影的方法把它们浓缩在记忆中了。我们在前面审慎地举过一例，把思想冲突称为‘这几个世纪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方面，为了发掘历史学不愿意系统阐述的历史时间这一话题，必须清理与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