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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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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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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5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l1.7、23.0、66.1、120.2亿两（规元）；l.20％、1.14％、6.28％、2.89％。(20)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张东刚的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1)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人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上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上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22)汪敬虞、夏东元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23)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一次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24)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25)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其制订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等，认为它既有掠夺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6)
第二，关于商会问题。徐鼎新、马敏、朱英、胡光明、虞和平等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等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中的与行会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商会与行会是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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