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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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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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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促进作用；虞和平还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的关系，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虞阳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27)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有关研究主要探讨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总体状况、中外比较等问题。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薄弱之处。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本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房地产业、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商会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商会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以及商会的城市管理、商事仲裁、法律参与、国际交往及其与市场结构、市民社会的关系等则很少研究，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内容结构中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l卷“总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3)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4)博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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