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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疑古派，大刮疑古之风。疑古派和疑古风反对封建史学的盲目崇古信古，在辩证史书和史料上有过历史性的贡献。但这种过甚的疑古风气，又给了人们一种历史不可信、更无规律可寻的错误历史认识。当时的风气所趋，使得人们对于远古社会的研究，无人敢于问津。似乎中国历史只能从有甲骨文字等文献可考的商代开始。再往前追寻，便只能是荒诞无稽。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郭沫若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只认中国历史从殷代开始。更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写过《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蔡和森写过《社会进化史》，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材料及遗迹，只有极少的涉及。吕振羽发挥历史科学家的大智大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依据当时仅有的一些地下出土文物（仰韶文化，河套旧石器文化，周口店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遗址遗物），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对古文献中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研究，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时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1]，揭示出原始社会从原始群团到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为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直到神话传说所暗示由血缘组织到地域组织的转变形迹，从而在盲目信古和极端疑古之外，另辟研究途径，以科学的方法结合出土文物，领会神话传说中所隐藏的古代社会的奥秘，第一次揭示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轮廓，震动了当时的史坛。作为一部初创著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然有它的缺点和不足，然诚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所指出的："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从而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首开正确的导向，这是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立下的一大丰功伟绩。
二 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
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二、三十年代，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和托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否认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其中个别人承认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也是从他们的政治目的出发而玩弄的社会学公式，或者只是抓住个别特征所进行的推论，毫无科学性可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勾划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他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为原始社会的晚期，吕振羽仔细慎重地研究了有关殷代的文献和实物史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首次提出殷代经济为"奴隶制经济"。１９３４年发表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殷代奴隶制社会说作了初步论证。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则对殷代奴隶社会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吕振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严肃认真地考察了有关殷代史实，确证殷代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并指出在生产领域主要使用青铜器，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见解，铁器的发明与运用是文明国家产生的前提和标志。吕振羽吸取了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发展导致文明社会产生的基本立论，但又不为他们的具体论断所拘。希腊罗马等国因铁器发明而形成文明社会，吕振羽指出："青铜器在相当的条件下，也似乎有仅次于铁的这种功用的可能"[2]。在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之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言之，它曾完成了使社会内部之阶级的最初的大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之出现的主要因素"[3]。这在当时是一个力排众议的大胆而杰出的论断。吕振羽还指出，"从文字演进的程序说，甲骨文的文字，并不是所谓象形文字，实际而是已演到较复杂之声音文字阶段的文字"，这种文字乃是"文明时代的象征"[4]。吕振羽还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生产力作基础，考察了殷代的生产关系、阶级分化、政治上层建筑以至婚姻形态，力排时议，确认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他写道："殷代的社会，现下国内的历史家，几于一致的判定为氏族社会。若是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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