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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方法可以表决，那我就再没有提出研究的必要了。无奈事实不许我们对感情让步，所以我还是不能不投一张反对票。我所以投反对票的理由，因为殷代不仅有很繁盛的畜牧，而且有很盛的农业；不仅在生产事业的范畴里及其他事务上都使用奴隶，而且有专靠奴隶为生的自由民阶级的存在。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上已经完全看不见古代民主主义的形迹，充分在表现阶级支配的机能"。"这些特征在甲骨文字和殷墟出土物中，也都能表示出来"[5]。 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吕振羽还结合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殷代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奴隶制社会。由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社会说，稍后便得到翦伯赞、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赞同。４０年代，郭沫若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重新审视殷代历史，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承认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便得到大体一致的确认，而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正是吕振羽。 三 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
解放以后，在提到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理论时，人们通常以郭沫若、范文澜并列，将范文澜作为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他对西周封建论的系统阐发，对完善西周封建说，确有重大理论建树和贡献，以他为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并非没有道理。但范老不是西周封建论的首创者，在他之前，已有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过西周是封建社会，而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正是吕振羽。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论和殷代奴隶社会说是同时形成的，也是在１９３３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最先提出，１９３４年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进行初步论证，到１９３６年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加以系统阐发的。针对郭沫若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提出："西周的社会，虽然还有使用奴隶的事实存在；然在生产领域里，奴隶经济已退出支配的地位，而让渡给了农奴经济；原来的奴隶主，也已如实的让位给了封建领主。所以在西周，奴隶之被使用这一事实，那不过是前代的一点残余"[6]。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说，主要从西周逐级分封土地，产生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和花园，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之阶级的属性，较前此奴隶制时代的土地国有之土地所有诸关系，乃表现为一种更高的形态"[7]；当时从事直接生产的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已经"不是和工具一样的奴隶，而是具有一半人格的农奴"[8]；剥削榨取的方式，主要是封建的地租劳役；至于"政治上之隶属关系，也完全在表现初期封建社会的一种形态"[9]。吕振羽还把中国封建社会独创性地划分为领主制的初期封建社会和地主制的变种封建社会（后来改为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其后，吕振羽又对他的西周封建论不断进行补充修订。解放以后，吕振羽还根据少数民族调查资料的启示，进一步发挥了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西周封建论。自吕振羽首先提出西周为封建社会的见解，不断得到马克思主义史家支持，到４０年代，西周封建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已经占了优势。解放后，这一理论仍是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最有力的主要理论派别之一，虽然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吕振羽在这一学派中的地位不及范文澜，而这一理论派别的创始人为吕振羽，则是确定无疑的。
四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奠定和最初划分
解放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是紧接着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而展开的，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加，最后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辑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讨论集》，于１９５７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有关问题探讨的继续，而最早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奠定理论基础，并作出了最初划分的，也是吕振羽。
１９３４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吕振羽在酝酿整个中国社会史写作时，已经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有过考虑。１９３６年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后，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暂时中断，转而撰《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所说，此时他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总算找出了一个粗略的系统"。这个"粗略的系统"便包括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见解。
吕振羽指出，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研究，理论依据是质量互变规律，而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内部分期，其理论依据则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突变。他说："在历史的发展全过程中，不断由量的变化而引起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又引入量的变化。所谓经常渐变的过程中量的变化一达到某种程度，渐变便停止，立入于一个飞跃的时代而发生突变。突变的结局，便是旧质的死灭，生质的代起；代起的新质，又引入新量的发展。同时，在每一次的突变未曾到来之前，在渐变的形成中，也不断的引起部分的突变"[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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