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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这种开创性贡献，还表现在他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分支领域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中。 七 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
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
在中国，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是郭沫若。他对周易、诗、书以及卜辞、彝铭中思想资料的开创性探索，初步地揭开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纱。而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揭示出整个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的，则是１９３７年出版的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著作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当时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尤其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些人当时也打着"历史唯物主义"招牌搞思想史，但陶希圣等抹煞各派思想的阶级实质，否认中国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具有很大的欺骗危害性。吕振羽参照马克思《剩余价值学术史》的编著方法，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全过程着眼，根据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实际资料，来剖析和探索从殷商直至明清的中国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指出："我的编著的体裁，首先把中国史全过程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把每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个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之各种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更把每个流派中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17]。这比以往仅从形式主义出发去划分思想派别，以及脱离社会孤立地谈论思想，显然深刻得多。
吕振羽经过研究，把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清理成三条主要线索，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没落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思想，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吕振羽还指出，依于阶级而分野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又各有其作为认识出发点的哲学基础，由于统治阶级脱离劳动实践而剥削他人，故总是倾向唯心主义的观念论；而被统治阶级由于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他们的思想便不能不在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论下面统一起来。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来，这样的划分不一定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社会存在的范围，并非只限于阶级，而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历史思想的内涵也远为复杂。但在３０年代的当时，这种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洞察与剖析，却是极为大胆而独具创见的。比起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史著作，显然更为接近真理。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重点在于揭示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却为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最初地清理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发展系统，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开创时期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八 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主要则有二个：一个是土地问题，这是当时的革命者所熟知的；另一个便是民族问题，诚如吕振羽指出的："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研究过。"[18]因此直到４０年代"我们对国内各民族，尤其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还相当隔膜"[19]。吕振羽说的"从来还没有系统研究过"，当然指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在吕振羽之前，中国民族史早就有过记载。封建社会修的各种正史中，多有关于国内民族史的记录。３０年代还出版过多部中国民族史的著作。然正如吕振羽所说："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则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20]。尤其是当时由陶希圣执笔而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更浸透了大民族主义的毒素，为害甚巨。吕振羽决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于１９４７年２月撰成《中国民族简史》，同年４月由大众书店出版。
吕振羽在这部著作中，对自己以往著作中有关中国人种起源和民族问题的一些不妥之处作了修订，并对各种制造民族分裂和不利民族团结的谬说进行严肃批判。关于本书的资料来源，吕振羽在初版自序中指出主要有三类：第一是"自己在工作和行动中的实地接触与调查"所得；第二是"身历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们的口述"；第三是"在工作和行动中可能搜集到的一些书籍杂志等"文献。本书在资料搜集上采取了文献资料、口述史料与本人亲历与调查所得三结合的方式，这就比仅仅根据文献资料一种能够更加客观地观察问题。根据多种途径所获得的资料，本书认为，人类的起源可以是多元的，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则是一元的。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观察了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以及维吾尔、哈萨克等数十个民族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形态与阶级关系演进等历史发展，对之第一次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本书还在有关回族起源与演化，藏族起源于海滨等许多具体民族问题的论述中，取得卓越而独到的见解。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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