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
|
|
静《近代中日教育得失论》，《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商丽洁、田正平《清末教育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7年第7期。）有学者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日留学教育作了比较。论外派留学生人数，日本在甲午战争前是中国的4倍多。论留学科目，中国在甲午战争前仅限于军事船政，而日本1862年首次派出的留学生中就有人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明治时期更是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一应俱全。论留学人员的选拔，洋务派的资格规定仍未摆脱身份主义，明治政府则迅速实现了从身份主义向能力主义的过渡。论留学生在外学习的效果，因与本国新式教育衔接情况不同，中国留学生出国时文化程度较低，故见效慢，而日本留学生的层次很高，见效快。论留学管理，日本比中国开放。论对留学人员的使用，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归国留学生，没有人像日本归国留学生那样担任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要职。（注：参见张明洋《中日近代留学教育比较》，《日本研究》1992年第3期；《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562页；辛欣《甲午战前中日留学教育之比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七、人物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尤其是在近代中日发生巨变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因而比较近代中日相同或相近类型的人物，不失为认识当时两国状况的一个有效途径。加之在19世纪后半期，两国面临着诸多同样的课题，各自的代表人物对这些课题的因应有很强的可比性，从中发现异同，也颇能启发思考。
林则徐与渡边华山。他们处于同样的时代条件下，并且分别担当“驭夷”要职，致力于了解外部世界，都达到了当时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差异在于：林的视野还不似渡边那样宽阔、系统；渡边站在新旧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西方社会与东亚及日本社会，而林还不可能从东西不同社会原理的高度来理解当时危机的深刻程度。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当时各自的西学积累相去甚远，对外形势也有紧迫和相对缓和之分。（注：赵德宇：《从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看近代转折点上的中日西洋学》，《日本研究》1995年第3期。）
魏源与佐久间象山。他们虽然都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家，但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当时的日本已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思想体系与儒学的合理性、日本固有的逻辑思维并存，而中国还是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与考证学对立。因此，两者的思想也就各异：佐久间的合理思想是朱子学合理主义加上西方经验主义和重视试验的精神而形成的，认识到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指导所有学问的基础，将朱子学的功能限制在道德领域，走到与朱子学固有的观念相抵触的边沿。魏源却没有改变传统思想的核心部分，虽然认为必须接受西方长技，但所信奉的“器变道不变”思想，使他最终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注：参见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9-351页。）
魏源与吉田松阴。他们都主张师夷长技、御侮图强，差异在于政治主张有缓进与激进之分，前者坐而论道，后者起而实行；前者的主张在本国得不到响应，而后者的思想却推动了倒幕；前者始终着眼于抵御外侮，没有对外扩张意图，但后者却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注：迟云飞、袁方莲：《学习西方：魏源与吉田松阴的比较》，见刘泱泱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28页。）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在对外观方面，魏、冯尚未认识到世界联成整体的深刻意义，而横井却看到在此趋势下日本只有主动面向世界才会有前途；魏、冯没有明确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横井则对这些予以高度赞扬，并以之对比、批判本国现行制度；魏、冯没有抛弃华夷观念，横井则加以根本否定；魏、冯希望维持在闭关政策下形成的对外关系格局，而横井则深刻批判闭关锁国违反时代潮流，形成了具有鲜明开放特色的对外观。在富国思想方面，魏、冯的经济理念尚未超出农本商末框架，虽然对于民间采矿、办厂予以一定支持，但还不是将近代民间经济发展作为理想与希望，不曾主张政府有支持、扶助民间发展近代经济的责任和义务。横井在经济理念上形成了普遍实行商品交换、各种产业广泛发展的近代观念，将“富民”作为“富国”的根本问题，明确主张官府对民间发展经济予以支持、引导、保护。外贸也被横井视为开辟本国产品市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就强兵思想而言，魏、冯与横井同样以学习西方、建设新式海军作为重点目标，差异在于对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不同，对于吸收西方军事制度的要求不同。在政治改革思想方面，魏、冯虽然主张改革，但都认为不能改变社会根本制度及其原理，而横井心目中没有不可改变的“理”，没有限定政治改革的范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