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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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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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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际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根本改造幕府体制的性质。(注:李少军:《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327页。)
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追随世界潮流,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使日本实现了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根本不具备近代意识,一心维护和巩固个人权势,对国计民生并无远大抱负,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注: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他们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分别为两国重臣,政治地位十分接近,但在中日不同的环境下,大久保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深度以及从事近代化试验的时间、规模,均超过李鸿章。他们都把“开明专制”作为近代化的第一步,都认为近代化活动的核心工作是工业化,但大久保完全以民办为中心,而李虽欢迎民办工业的发展,但未认识到它的关键作用。他们都认识到政治民主化是中日两国的发展方向,但都将它置于经济近代化之后,作为近代化的第三步。(注:姚传德:《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他们都是中日两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开拓性人物,但李仍是封建官僚,而伊藤主要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李对西学的了解始终非常浅薄,而伊藤的近代头脑和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是李所绝难比拟的。李采取片面以军事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忽视民用企业的意义,且始终奉行“重官”方针,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而明治政府和伊藤具有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思想。李恪守“中体西用”原则,伊藤则是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政治改革方面既囿于见识,更缺乏胆略,而伊藤却是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李与伊藤的上述差异,除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不同这个原因之外,也是由于他们各自代表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在近代化层次上有根本差异,李的客观政治处境也比不上伊藤。(注:刘学照:《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19世纪中日近代化轨迹的投影》,《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他们都是近代思想启蒙的健将,对各自国家思想界的影响力也能相提并论,但两者在思想上有很大差异。梁在日本接受了福泽的文明开化观,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意识”,而福泽在东西文明问题上超越了“耻辱”和“骄矜”的文化心态。两者都重视智德,但福泽是以智慧优先,倡导自然科学和独立精神,而梁在看到科技知识在近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又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儒家道德主义倾向。两者都认识到制度近代化与人的近代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把国民的文明素质视为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但福泽是以“文明”作为衡量政治体制优劣的惟一标准,而梁在对抗革命运动中对于君主立宪制的追求,却表现了一种偏执的政治迷信。(注:高力克:《福泽谕吉与梁启超近代化思想比较》,《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两者在政治革新问题上,都主张采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反对暴力革命,并把制度革新与国民素质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属于保守而非激进的一翼。但福泽批判的对象,不仅是专制的政治制度,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人际关系和恶习陋俗,涉及社会组织、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的改造,而梁则主要针对官僚政治体制,较少涉及社会结构改革。福泽的政治革新主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而梁的主张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反映出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所受西方自然科学熏陶的程度不同。福泽明确区分了政治和非政治领域,使之保持平衡,梁则将政治革新作为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注:徐剑梅:《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政治革新观比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严复与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他们都是传播西学的巨擘。有学者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对他们加以比较,阐述了他们对待西方进化论与自由思想的异同。严复与加藤对于进化论在中日的传播分别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都吸收了进化论中的万祖同源、渐进进化、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三个要素,并且都最重视第三个要素。但两者摄取这些理论的目的,因各自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各异,加藤用以否定天赋人权论,为强权辩解,而严复则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自强保种”。在译介西方自由思想方面,严复与中村正直在中日分别首开其端,并且同样选择了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作为译介对象。穆勒原著重视个人自由,主张限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中村在译介中,本着注重个体意识解放和道德的自我修养与更新的观念,从道德的意义上对自由加以发挥,同时强调自由要服从贤政和一般的纲常、法规。严复在译介中则主要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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