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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之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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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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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④ 据曾亲历过川江船工生活的章开沅先生所述，船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船工之间分工明确、一条船上一般由驾长、桡工、喊号子的、纤夫、伙夫、杂工等人组成，驾长的薪资四倍于纤夫、桡工三倍于纤夫、喊号子的二至三倍于纤夫，他们喊出的号子回荡在山谷间，纤夫伴着他们的号子，彼此协作，往往能起到提高效率并降低纤夫劳动强度的作用，其余人等待遇较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和深入发展，下层社会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蔡少卿等对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研究、乔志强等对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①、赵世瑜等对民间庙会的研究、池子华等对中国近代流民的研究，还有一大批学者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等等，无不显示出下层史研究的良好势头。一些学术机构或刊物也开始关注下层史的成果，如《史学月刊》开辟专栏发表乡村史研究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黄宗智主编的连续性刊物《中国乡村研究》，这些都为下层史的研究创造了较好的学术氛围。但是毋庸讳言，相对于老百姓丰富多彩的故事，上述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还需要学者们下大力气去进一步挖掘。何况现有的研究中，还有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的地方。
二 下层史何以“下沉”?
的确，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改变下层史沉人史海底层的状况。这既有历史传统、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也有资料搜集、运用与解读上存在的客观困难。
从历史传统看，封建传统史学局限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史的圈子里，史官修史的目的服从于封建皇朝的需要，并且很可能是为统治者的实际应用而撰写。二十四史是按照王朝体系划分的，除了一些为封建伦理殉道的节妇、烈女外，几乎看不见民众的影子。这种史观在晚清学者身上仍然存在，不仅使我们看不到晚清以来的近代历史中下层史的位置，也给我们今天探寻下层史造成了资料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忽视民众史的不足，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范式上，下层史被纳入到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分析模式中，普通人只是作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来叙述的，并且构成整个事件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对事件史的探讨，这种分析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模式下的民众史，并非真正的(至少也不是完整的)下层史，民众只不过是事件史或政治史中的一个角色，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史的需要，相反，对于那些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广泛存在的未知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还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为了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或革命运动史，而所谓的农民战争史又理所当然地演变成了“农民领袖史”，于是，中国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走人了一个怪圈：“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②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也曾经存在过，早期西方学术界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③，这种下层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会主义运动史联系起来了，老百姓的观念、信仰、行为方式、日常生活等重要内容得不到充分反映。
我们并不否认农民战争或革命运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历史的进步都是在相对稳定时期渐进性地实现的，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角色并不总是体现在农民战争或工人运动之类的重大事件中，更多地是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相对独立于政治史、事件史之外的、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婚姻家庭、生老病死的历史，更能体现社会经济自身的进步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对这种进步所起的作用，这是不是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当然，下层社会的历史之所以“下沉”，并非完全由于历史传统与研究范式上存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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