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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之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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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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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客观上讲，下层史在资料上存在着许多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料不足。如前所述，下层民众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他们的思想、行为难以完整地在历史文献上反映出来，纵有当时的学者文人抱着同情民众的态度，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或编成调查报告、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但都比较分散，需要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这些都给研究工作造成了相当难度。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作为社会史主干的普通人，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视为鲁钝，是上等人手中的玩物”④。看来，有志于下层史研究的学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意念与耐心，只有长期坚持下来，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许多底层历史不会立即产生结果，但需要精心、费时和花费高昂的研究。它不像在河床里捡钻石，而更像是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技术的现代钻石矿或金矿”⑤。
三 下移：下大力气挖掘下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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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志强先生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相当全面，涉及到乡村婚姻、家庭、宗族、物质生活、消费、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各个侧面，是迄今为止研究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史最为全面系统的成果。
② 剪伯赞：《史学理论》，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③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④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⑤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238页。
看来，下层史并非不可为，只是不易为。套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有的青年学者提出下层史是需要“打捞”的历史①，非常贴切。“打捞”沉人史海底部的历史，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技术与技巧，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下移，群策群力，共同将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需要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就历史人物研究而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已经成了高悬于口头的空洞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大量的研究却集中在精英人物身上，翻开近代史研究论文索引，印人眼帘的人物研究多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精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精英，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精英。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形之下，民众的历史黯淡无光。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批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在下层历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者承担着重要角色。社会史研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即通过普通人的经历和感受，而不是通过杰出活动家进行研究。在西方社会史学界，人们普遍地把社会史限定在对社会一般成员，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之上，人民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的框架——家庭、生产品、社区生活、生与死——都必须加以研究。②
其次，在空间上，需要研究者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诚然，都市社会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代名词，乡村社会也不是下层社会的同义语，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特征非常明显，都市主要作：为上流社会的聚集地，乡村则集中了更多的贫民和平民，都市经济更多地具有现代经济性质(近代工商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相反，乡村经济则更多地属于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多少具有由上层史转向下层史的意义。当然，城市史中同样具有下层史的领地，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急剧变动的时期，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汇入城市下层社会，成为苦力、帮工、手工业者、乞丐、娼妓等，有些甚至散落街头成为黑社会搜罗的对象，对这些群体及其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文化加以研究，也是下层史需要深化的领域。但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者大多在城市化的视野下，着重探讨近代城市的形成、地位、作用，分析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商会等近代社团的形成，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有些研究的触角已开始深入下层史，如王笛对成都街头文化、茶馆文化的研究等，就颇具开拓性，这也更加激励城市史研究者在探讨近代城市化进程时，多将关注的目的投向城市下层群体，毕竟下层史的研究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依靠少数学者难竟其功。
经济史在下层史的研究中理应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言；“和其它各种更古老的历史学相形之下，它具有的优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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