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
 |
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
|
|
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因为历史是要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各种相关学科均为主观所当凭借，“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①
《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而梁启超关注泰西的分科治学早在前一世纪末。戊戌政变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集中阅读了大批日文书籍，尤其是日本翻译的各种西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所得“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②所以大声疾呼有志新学者学习日本文。
梁启超的上述表述，很可能是为了强调学习日文的好处，却容易造成其到日本之后才知道西学分科的错觉。实际上，他在国内时已经接触到西学的分类。1897年康有为编辑《日本书目志》，付梓前梁启超曾经阅读，并撰文为之鼓吹。他认为：“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为了追赶泰西，梁启超主张以日本为媒介，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③与后来的《论学习日本文之益》相比，只有通过翻译与直接学习语言的差别，而借道日本，则如出一辙。
梁启超虽然提出要“创新史学”，关注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学术本身，而是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其时梁启超改信国家主义，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④梁启超重视泰西的各种学科，目的首先也在于改造社会。所以他批评此前治西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忽略更具本原性的政学，并希望农夫学农学书，工人读美术书，商贾读商业学，士人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君后读明治维新书，以强国保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页。
②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0—81页。
③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2—54页。
④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关于《新史学》与晚清政治思想界的关系，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5—196页。
不过，梁启超重视史学，仍有其学术上的考虑。在他看来，“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借。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劳而无功矣。”①而历史虽然与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关系密切，还是有轻重之别和缓急之分。梁启超主张创新史学，原因是他对旧史学极为不满，批评旧史学有四大病源，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最为关键的，还在历史究竟以少数人为中心，还是以多数人为关照。“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历史固然是英雄的舞台，但“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而中国历代史书，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