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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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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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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本人所编撰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在民史方面也很难有所建树。
清季是中西学乾坤颠倒的时期，趋新学人宁可附会西学，很少敢于提出异议。与梁启超一样，在文献记载不到之处，同时期的学人也将目光转向泰西新起的学科，考古学便是社会学之外他们公认可以补远古历史不足的重要领域。刘师培认为，欲考古政，厥有三端，即书籍、文字、器物，尽管他心目中的考古学主要还是金石器物，毕竟对地下发掘寄予希望，惋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②章太炎也表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起，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③
清季学人的无奈，显示出他们向往的民史并非简单地可以借助西学条理系统而成形。如果没有后来学人的努力，民史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正如今人所指出的，这时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至于“如何研究历史”，则是民国以后学人的任务。至少从主流派的眼界看去，民史的建立是如此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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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75—681页。
② 《古政原始论》，《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64页。刘师培曾撰文《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掘地的目的也是获得遗物。近代中国人对于考古学的理解，长期受固有学问的制约，与欧美不尽相同，主要关注在于考订古器、考订解读文字和以器物文字考订古史(尤其是文献可征的古史)方面。详情另文论述。
③ 《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1页。 二、眼光向下
重在民史和寄望掘地，都可以说是“眼光向下”的表现。民国学人创新史学的努力，仍然沿袭前贤指示的路径。这与其说是清季学人的眼光敏锐，毋宁说是时代的潮流和趋势。不过，民国时期史学的建树，开始是包含在门类甚多、取径不一的整理国故之中，而整理国故最初由胡适的用西方系统条理中国材料和提倡科学方法抢了风头。胡适对于民史的开发似乎不够热心，加上不满于经济决定论有过于武断之嫌，使其对于唯物史观相当怀疑，也是明确表示过不能苟同唯物史观的少数学人之一。稍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一场关于中国旧籍与上古历史的讨论，主要取向还是继续胡适的理念，要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史料。因此一度民史的建立似有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之嫌。1926年初，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对顾颉刚、钱玄同、柳诒徵等人关于古史的争论发表意见，虽然他站在顾、钱的一边，对柳诒徵的观点和态度不以为然，但他的结论却超越了争论的主题，重提民史建树的方向。他说：
我的结论：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①
魏建功批评“国故”能叫人钻不出头，与顾颉刚的看法不尽相同。他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后者跳出“国故”的纠葛，回到社会学和考古学所指示的眼光向下的轨道上去。其实，在这方面，顾颉刚与胡适的看法也有所分别。师生二人都重视国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具体而言，则侧重不同。胡适认为(或者至少同意)：“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因此他所设定的总系统是一部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10项专史的中国文化史。②这虽然可以说几乎等于一部通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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