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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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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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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辨证，终不切于事实的。但在思想史上自有他不可忽视的价值。”而郭沫若的《古代社会之研究》，将上古史划分出阶段，为社会学上莫大的成功。①
陈钟凡对郭沫若的推许，未必能够得到普遍赞同。尽管唯物史观强调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首先还是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侧重于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分期。至于民众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生产活动来表现。此外，历代农民的反抗斗争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尤其是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成为后来盛极一时的农民战争研究的先声。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学人，比较流行的做法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路径来建设民史，而这一取向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吴晗等人组织的史学研究会，在所主编的天津《益世报·史学专刊》《发刊词》中宣称：“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时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该专刊后来一年里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研究农民战争和下层群众方面的。②吴晗撰写的《明代之农民》一文，重点在于起义暴动等非常状态之前的常态之下，农民的生存状况，这无疑是史学界努力接近民史的体现。
民众要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就不能仅仅通过物质生产来间接体现，或是只关注农民战争之类的非常状态。前者不能深入了解民众的思维和行为，后者则往往更多地看到民众受圣贤影响的一面。历史学在不断呼唤民史的同时，似乎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时人类学者独辟蹊径，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常态的中国农民生活为研究对象，乡土社会的普通农民，真正成了研究的主体。颇能发人深省的是，顾颉刚呼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中山大学，正是中国的民俗学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地。这似乎显示民史的建立，历史学需要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取得新的动力。而在1920年代，人类学也在面临着重大的转机。按照亲自参与其事并且处于中心位置的费孝通教授的看法，“当时的社会人类学事实上是一门研究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学科，明确提出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谓‘文明’社会，应当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人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③中国学人的努力，不仅地域适逢其会，方向上也合乎潮流。有趣的是，抗战后费孝通和吴晗联手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结集出版的《皇权与绅权》，可以视为社会学人类学与史学的合流。
人类学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门学科的“出身”不好，又过于新颖，与中国的文化习惯有些不相凿枘，影响的范围和幅度有限。由唯物史观所带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史以及农民战争研究，则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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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钟凡：《求学与读书》，《读书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②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夏鼐、苏双碧等：《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③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2001年，第170、25页。 三、回到历史现场
考古学和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以眼光向下推动了民史的建立。不过，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也产生了一些令史家困惑的倾向。有的在人类学范围内已经有所讨论，有的则是超越人类学范围才显示出来。就史学而言，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史学以史料为依据，以往的史料大都为文献记录，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不仅文本的史料类型大幅度增多，各种实物、图像和口述资料也进入史料的范围，而考古学和人类学却有着离开文献的趋向。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本来都是所谓初民社会，基本没有自己的文献记录，因而两个学科共同强调实地作业。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基本是脱离文献的研究。人类学在开始阶段虽然依靠文献，但那是各种外来人的记录。正如费孝通所描述的英国新旧两代人类学者的差别，弗雷泽(Ja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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