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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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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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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一)，第270页；原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⑦ 《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第270页；原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10期(1924年2月14日)。
⑧ 《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古史辨》(一)，第214页。
⑨ 《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第274页。
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与志向，虽然不是直接的创建民史，而是借助民俗学的某些经验和感悟来理解上古的材料，以破坏伪史，为重建古史开辟通道，可是却使其学术上自然地眼光向下，以对当时社会的领悟为理解上古历史的凭借。其实，顾颉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志向在同学和朋友中已经是众所周知，1920年初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将一部《元曲选》送给顾，上面题道：“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这本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最好资料。”①1922年顾颉刚作《中学校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批评从前的教科书只搜集政治社会的材料，对其他方面极端忽视。要弄清各时代的大势，应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事实与心理。旧教科书只有名人造时势，且名人的产生是天纵的，而不谈其社会背景，“我们总先得把大多数人的意志说明，把时势的由来看定，然后名人的事实始有一个着落。”至于揭破上古伪史和黄金时代的旧观念，只是第三项任务。②
《古史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顾颉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倾向，尽管他在此期间也致力于民间传说、歌谣、神道和上古神话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主要还停留在借助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的层面上，是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而没有直接着力于民史的重建，也就是魏建功所主张的，“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这样的“新历史的系统”。
魏建功的批评显然起了作用，此后顾颉刚对于民史的主张逐渐加强。本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就有以考古与民俗辅助史学的传统③，1926年，一批同仁移席厦门大学国学院，继续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④。12月底，顾颉刚为《国学研究院周刊》作《缘起》，提出只有了解现代社会才能认识古代社会，“所以我们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⑤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等人到福州，以厦大国学院名义与协和大学国学系共同恢复闽学会，其宣言称：“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⑥。这可以说是顾颉刚到民间去求新史学的重要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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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②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71页。
③ 魏建功说：“本学门开办以来，一面注重‘考古’，以便求得较为真确的文化史实，一面也留心‘考今’，好在活材料里找出我们民族的生命之厄运和幸运的事迹，我们的歌谣研究会、方言学会以至于风俗学会，无一不是为这现代的横方面材料整理的组织。”(《通信》，《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2号，1926年8月)
④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
⑤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1期(1927年1月5日)。感谢陈以爱博士寄赠此项资料。
⑥ 陈锡襄：《闽学会的经过》，《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7期(192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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