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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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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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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不着重于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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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1926年1月27日)．
②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顾颉刚的看法在所撰《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辞》中有明确表述：“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乍看上去，这与胡适的意思并无太大区别，不过顾颉刚是在回答近来常有人说“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的批评时做这番表述的，他强调“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可是就在这一年，胡适面对陈源等人的批评，却部分改变了原来对整理国故的看法。1919年，胡适在回答毛子水关于整理国故益处不大，世界上许多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议论时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①而这时胡适却“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呼吁青年离开国学这条死路，去走科学的生路。②这也是1928年至1929年后师徒二人渐行渐远的潜因之一。此事后来两人都主要从疑古和信古的分别来理解，其实深究起来，应该还有另外一面。
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辞》，首先是针对社会上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表示出来的偏见。1925年12月，北京大学举行27周年校庆纪念会，国学门开放供人参观，参观者先到考古陈列室，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再到明清史料陈列室，也感到诏谕的尊严，最后到风俗和歌谣陈列室，很多人则表示轻蔑的态度。顾颉刚认为：“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艺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③
顾颉刚虽然强调材料的平等，毕竟受个人训练的约束，对于考古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古史计划，只是准备研究古器物学，而未及真正的考古发掘。胡适、傅斯年等人在这方面比他要彻底。胡适在赞同顾颉刚疑古之初，即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两三千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④对此顾颉刚没有正面回应。他无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但他立志首先要“破坏伪古史的系统”。⑤所以当李宗桐提出研究古史载记不足征信，“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时⑥，顾颉刚同意这是极正当的方法，应当极端注重发掘，却还是认为其论断“颇有过尊遗作而轻视载记的趋向”。他的理由是，“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⑦
顾颉刚的意见涉及考古学与中国史料的关系，相当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他已认为“经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于要研究古史的内部，要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便须应用民俗学了。”他并且坦承：“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⑧由于当时所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的有史时代，顾颉刚实际上更加注重载记。只是他力图摆脱经学正统对于古史的解释，决心致力于“(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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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国故学》，《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② 《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7月)。
③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辞》，《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④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⑤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一)，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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