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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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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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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激之论颇有争议，但是关于重视历史的中国历来缺少群体性民史的看法，却引起普遍的共鸣。《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以至后来的《国粹学报》、《东方杂志》，陆续刊发了不少文章，讨论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问题，无论是主张无史还是坚持有史，都“同意‘历史’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同时历史叙述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解放出来，而以宗教史、艺术史、民俗史、学术史作为它的主体”③。
清季知识人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政治变革，至于学术方面，因应时势的需要，这时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大都翻译模仿日本各书而来，其中自然也吸取了新的成分。尽管新进学人普遍同意应当以民史为主，但如何才能修出民史，认识并不一致。有人主张“修史必自方志始，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者耳”④。刘师培则认为后来的方志不足以供国史之采择，因而要另行编辑乡土志。⑤总体而言，清季知识人在创新史学方面各自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新编各史较旧史确有很大改观。不过，仔细分别，他们的努力更多的体现在利用历史教育民众方面，即开民智鼓民气，也就是章太炎所说“贵乎通史”的两个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⑥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既无成果，又缺史料，不知如何下手。因此主要还是借鉴泰西和日本史学的体例，改变旧史以政治史为中心，以王朝世系为线索的格局，从典章制度等方面观察社会面相和进化因果，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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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9—10页。
② 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06页。
③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93页。
④ 《方志》，《新世界学报》第7期(1902年11月30日)。
⑤ 《编辑乡土志序例》，《国粹学报》第2年第9期(1906年10月6日)。
⑥ 《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页。
后来进京师大学堂任史学教习的陈黻宸，对于民史的缺乏和撰写的困难感受深刻而具体。他虽然感叹“今之谈史学者辄谓中国无史之言之过当”，所编《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读史总论》开宗明义，“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是故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他认为分门别类的历史，只是史家之分法，“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陈黻宸有如下表述：“非社会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奖社会。政治之衰败者，断不容于社会文明之世。社会之萎落者，即无望有政治振起之期。社会兴于下，政治达于上。有无限社会之权力，而生无限政治之举动。有无限政治之举动，而益以表明无限社会之精神。转辗相因，其果乃见。”政治决定于社会，“故言史学者，必以能辨社会学为要。”
据此来看中国的现实，学者“往往识足以动天地无尽之奧，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以证闾里之事。”而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如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总之，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以是言史，夫何敢!”虽然陈黻宸称许“力学有识之士，发愤著书，往往有得于父老之传述，裨乘之记闻，大率支离烦琐，为荐绅先生所不言。采其遗文，加之编辑，反足激发性情，人人肝肺，东西南北，类聚群分，歌泣有灵，按图可索，言史学者不能无意于社会学矣”，却不得不承认“且我中国之史之有关于社会者甚少矣．今试发名山之旧藏，抽金匮之秘籍，与学者童而习之，屈指伸而论其大概，亦若条流毕具，秩然可观，然不过粗识故事，无与纲要。即择之稍精，而有见于古今治乱盛衰之故矣，然于其国之治之盛，不过曰其君也明，其臣也贤，于其国之乱之衰，不过曰其君也昏，其臣也庸。于此而求实事于民间，援輶轩之故典，亦徒苦其考据无资，虽华颠钜儒，不足以识其一二。故无论人之不知有社会学也，即令知之，而亦心不能言，言之而亦必不能尽，尽之而亦必不能无憾于浩渺杳冥，泛然如乘不系之舟，莫穷其所自之，而社会学乃真不可言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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