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常和一些年轻朋友接触,谈到种种学习问题,其中,遇到最多的,是要我谈一点治学经验。说实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学无专长,平生最不乐意“好为人师”,可是自己的职业,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安排,很是矛盾。为什么呢?学问之道,广漠无穷,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庄子不是说过知者无涯,生者有涯的话吗?在短促的人生中,探讨无穷尽的宇宙和社会,特别是探讨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在上下千万年光怪陆离、变化万端、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理出一条发展规律,却不是那末容易的事。我出生于本世纪的初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从高中到大学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无数年青人探求救国的道理,我就在这彷徨求索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为学之路。
我年轻时,学习兴趣很多,想学文学,又想学经济,最后,选择了历史。我是为着求知,为着探讨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而研究历史的,无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着眼点引向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政治诸方面,所以要在浩如烟海的学问大库,寻求为学之道,必须讲究方法。高中时曾上过国学概论这一门课,是以曹聚仁记录的章太炎讲稿为教材的,这样,让我初步窥见学问的大门。同时,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对我的研究历史,皆颇有启发作用。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又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引起我对新兴社会科学如饥如渴的追求。我的学习范围逐渐放宽,
读得很杂,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乌里亚诺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都成为我案头的藏书,尽管当时我对这些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论点,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初学的人看来,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寻味,作进一步探讨的参考。在这时间内,我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很感兴趣,也写过一些文章参加争论,今天看来,显然是很幼稚的、可笑的,但动机却是纯正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那是到了日本以后,刚好那时日本学术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我花了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也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当然,我的这些学习和习作都不过是讲坛式的文章,并没有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只能算是自己研究历程上的一些足迹而已。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结合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很有好处的。我在学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时,常用它和中国史相比拟,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可以说,后来我所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此是有些关联的。我相信,这一种比较研究法,是很好的,行之数年,必定有成。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