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近代”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的时段范围在五十年来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在1950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专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一段历史；而在行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1840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之内，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晚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帝逊位）之属于近代范畴迄今并没有变，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五十年来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简括的叙述。[1]

（一）

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新的近代史体系的形成时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距鸦片战争的爆发仅109年，而距满清王朝的覆灭更是仅有38年。38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之事。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均为清代末年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也还依然健在。当时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在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2]。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还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3]。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4]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的28周年。文中不仅历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经历，也总结了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中国的面目所起的变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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